（1）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天涯》，1997年第6期。
"许多情况下，公众人物与大众传媒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点用不着遮遮掩掩。传媒对公众人物的需求永难满足，而公众人物对传媒往往又爱又恨，二者既相互依恋，又冤家路窄，仿佛一对在打打闹闹中厮守终生的夫妻，很难说谁对不起谁。"（1）
3、 政治家与传媒
可见，公共性经验与共享空间的分离，或公共性与共在语境（the context of co-presence）的分离，必然导致公共性本质的转化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体参与公共性的方式的转化。正是这种被中介化的公共性的易获取性已经产生出新的机会与新的问题。就与本文相关的大众参与与民主问题而言，新的机会是指，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使得更多的个体可以经验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几乎是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从而使得自己的参与机会与民主权利得以提高；而新的问题则是，更大的可获取性与可参与性使得那些实施权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一方面更难控制人们对于信息的接触（而这种控制对于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一旦他/它们控制了传媒，那么他/它们的权力将借此而覆盖更广阔的空间、导致更可怕的传媒专制。
至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众传播创造的这种新的公共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对于理解大众传播与民主政治或大众参与的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具有基本的意义。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与维持的新公共领域，政治领袖可以通过以前没有的方式出现在其臣民面前。如果说以前的政治领袖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媒介化的（即面对面的）或媒介化的程度非常有限，因而其范围必将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媒介的中介。这样，臣民对政治领袖的认知与评价、他的忠诚或反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由传媒来建构。显而易见的是，技巧圆熟、深谙传媒之道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自己的自我表征，通过巧妙安排他们在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的可见性（公共性）来获取乃至骗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正如汤普森指出的，"今天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已经被广泛地视作机构化政治的重要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优势，这种设计行为极大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现代的政治家不仅频频地出现在本国的观众面前，而且在世界的观众面前"登台亮相"。现代政治的中介化场所在是全球性的。这样现代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一个政治家"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几乎就不能当选"（2）
话说回来，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大众传播出现之前，政治家能够把可见性设计行为（自己的公众形象）控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如参与者有限的集会）中，而作为整体的全体居民则难得一睹其尊容。他们的权力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这种距离（不可见性、神秘性）来维持的。今天的政治家则已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控制可见性的设计，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以传统的集会与法庭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向大众开放，而且大众传播的本质决定了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可以通过传递者无法监视与控制的方式被接受。这样，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可见性可能也是一种新的对于权力与统治的威胁。尽管限制依然存在，但是总体而言今天的政治权力运作发生在越来越看得见的领域，美国的军队在东南亚的部署，或在南非发生的镇压示威活动，都是在新型公共领域中的演出的，可以同时被成千上万散布于全球的个体所"目击"。这样，政治权力的运作从属于一
（1）、胡洪侠：《公众人物与传媒》，《天涯》，1997年第6期。
（2）、吕新雨：《媒体的狂欢》）
种全球监视类型，这种全球监视系统在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出现之前当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新的全球监视的可能性使得政治行为带有前所未有的风险。无论有多少政治家寻求精心设计并控制他们的公共形象，但这个形象仍然可能逸出他们的控制，削弱他们已经或正在寻求的支持。政治领袖可能毁于一次情绪上的偶然失控，一次即兴的失当评论，或一次思虑不周、判断不慎的行为。权力的丧失可能是在一瞬之间。在现代政坛上不乏被传媒搞下台的总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致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甚至可以说现代政治家的命运离开传媒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大众传播创造的可见性是一把双刃剑：今天的政治家必然持续地寻求操纵它，但不能彻底地控制它。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