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观 基督教 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政治哲学对国家的认识都是消极的。在理性层面上，古典自由主义是对基督教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与世俗化；在深层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的层面上，它是对基督教政治文化积淀的现代性转换。
1、政府：人性的耻辱
基督教的国家起源理论以现代人不再认真对待的两个神话(亚当犯罪和上帝立王)为最终依据。但它却阐述了一种关于人与国家的非常深刻的见解。它确认国家不是出于自然和人类的本性，也不是人类本性或价值的实现。国家在本质上被理解为外在的强制性权力，对人类精神自由而言是消极的东西。这样就设定了基督教消极国家观的价值取向。后来的思想史发展表明，沿着消极国家的思路，产生了最积极的思想成果。
自由主义仍然沿着基督教神学开辟的路线寻找国家的源头，并从源头处发现国家存在的根据。它们都上溯到一个没有国家的状态：基督教回到了伊甸园，而自由主义则回到自然状态。经过一千多年思想的嬗变，基督教的“伊甸园——堕落——国家”模式演化为自由主义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国家(公民社会)”模式，思维方式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国家不是自然的产物，它只是人类缺陷的补救。
一千多年的演化，使国家起源理论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
第一是中介环节的变化。由无国家状态向国家的过渡，在基督教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在自由主义是自然状态的缺陷所致。按基督教神学，世间无物不是出自上帝，即使人类的建构，背后也无不由上帝的意志在操纵着。由于人类的堕落，便需要国家来扼制人类犯罪的倾向，对人类的罪予以惩罚，防止人类犯更大的罪。在上帝的人类救赎计划中，国家是有用的但有限的工具。近代自由主义将国家与上帝脱钩。他们直接从对自然状态和人类本性的分析中，引申出国家产生的必要性。从人类自身的欲望、情感和理性中，推导出建立国家的要求。由非国家状态向国家的过渡不再借助于上帝的干预，而是人类纯粹出于自己的考虑而采取的行为。
第二是逻辑起点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从人的无罪的应然状态出发，而自由主义从人的有罪(堕落)的已然状态出发。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略去了人类在伊甸园的经历，直接从基督教国家起源模式的第二个环节开始其政治推理。因为基督教需要为古代国家的存在找到根据，而自由主义者却要在古代国家的基地上再造国家。但在两者那里，国家产生的直接背景都是人的有罪状态。他们都同意，人的原罪使国家成为必要。[1]不过自由主义不再重复人类始祖犯罪的神话，人类之罪与亚当夏娃的过失无关，它深植于人性之中。基督教关于国家起源于人的罪的理论转换成对人性的冷酷分析。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国家植根于人性之恶中，也从中找到存在的理由。他们脱去基督教原罪思想的神学外衣，从中继承了对人类邪恶本性的分析。所谓“原罪”，经过他们的“非神学处理”，成为人的罪恶本性或人性结构中的缺陷。基督教认为人在堕落之前不需要国家，国家不是人的本性的产物，而是人性堕落的结果。自由主义不知道人的纯洁无邪的状态，他们直接面对的，就是人的堕落状态。他们的政治设计也脱出了上帝救世的计划，断绝了与彼岸世界的联系，只关注此岸的政治现实。
在为近代自由主义国家起源理论奠定了基础的霍布斯那里，所谓自然状态正是基督教的堕落状态的翻版。如W.丹宁指出的：在霍布斯那里，“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从人性的第一原则推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2]由于人性卑劣，所以没有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自然状态就是悲惨的无政府状态。通过与自然状态的反衬，显示出建立国家的必要；而借助自然状态概念对人性的解析，提供了建立国家强大权威的绝对理由。[3]有了国家，人类才有和平与文明，人类生活才步入光明之境。霍布斯并没有将国家理想化，国家是有缺陷的，但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已经是霍布斯最高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