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霍布斯以后，国家植根于人类邪恶本性或人性的缺陷，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这一信念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或温和或激进的方式，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的基本预设。自由主义者根据这一基本估计确定他们对国家的态度，设计国家的权力结构图式，规范国家活动的范围。哈耶克曾指出：18世纪苏格兰自由主义理论家清楚地认识到，“人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且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4]美国宪法之父在为他们设计的国家制度辩护时把话说得非常简洁明了：“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5]也就是说，人类并非如天使般纯洁无邪，所以就需要政府的管辖；统治者也并非如天使般纯洁无私，所以必须设置复杂的监督制约机制来控制他们。政府绝非人类的荣耀，人类不得不建立政府，这是人性卑污的表现，是人类的耻辱。
2、“无赖假设”
18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休谟指出：“许多政论家已经确立这样一项原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该制度中的若干制约和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假定为是一无赖，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的。”“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箴言。”[6]这就是著名的“无赖假设”。
如果说关于国家起源的性恶论以全体人类为分析对象的话，“无赖假设”则主要针对统治者和掌权者。基督教出于对精神生活和彼岸得救命运的珍重，将世俗权力视为外在的、低级的甚至是罪恶的。出于这种观念，基督徒以陌生、不信任甚至敌意的态度来对待国家。从基督教到近代自由主义，不信任国家的理由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者关注的不是彼岸世界，而是人的现世命运，即人的自由、权利、安全和福利等等。他们由此出发，同样不信任统治者。在这方面，他们继承了基督教对世俗权力之鄙俗性的定位和对世俗权力价值的贬损。从自由主义者身上，我们会看到基督教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形成的文化积淀的顽强作用。一千多年中，基督徒就以这种态度和情感面对国家，虽然近代基督教势力衰落了，基督教信仰淡漠了，但西方人对国家的这种态度和情感却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代代遗传。基督徒小心维护他们的内在精神生活和宗教事务，不容世俗政府染指；自由主义者则从消极角度理解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把国家看作主要威胁。
基督教政治哲学剥去统治者身上的神性，将其视为普通的俗人。而自由主义则进一步，无情地解剖统治者的劣根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掌权者也是人，具有人的一切缺陷。而权力是一个大染缸，通过它的腐蚀作用，使掌权者固有的人性缺陷成倍地放大。人本身是有缺陷的，而掌权者的缺陷尤其严重。如阿克顿所说：“一切权力都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7]因此，不能对他们期望太高。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就要对他们保持怀疑和警惕，不能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8]这是自由主义一切宪政构思的出发点。哈耶克曾引证了一批著名自由主义者关于权力是大恶的论断。[9]这些论断强调了两点：第一，权力本身就具有败坏、滥用的倾向，这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第二，权力使拥有权力的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腐蚀。正是这种内在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的认识，反映了从基督教政治传统脱胎而出的政治思想的特色。
3、以恶制恶，化恶为善
如果国家只是从人性之恶中才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有限理由，而国家本身也是人为的建构，是由有缺陷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更不值得信任，那么，人们在建立国家以对治人性之恶时，又如何能避免产生更大的恶呢?
中世纪基督教的政治哲学关心人的宗教生活不受国家的侵扰，它依靠独立的教会分割国家的权力，抗衡和制约国家的行为。教会作为道德权威，即使在世俗生活领域，也承担着监督国家的功能。如教皇格拉修斯所指出的，之所以将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分开，是因为基督了解人性的弱点所做的安排。[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