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经济领域里，人们已经认可个人利益是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的所在。在经济生活领域里，利他主义、同情心是存在的，并且是市场经济残酷的经济竞争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的和解剂。但是，利他主义和同情心并不因此构成市场竞争的动力，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动力源泉。在政治生活领域里，由于公共利益是政治学的直接目的，因此利他主义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正统的政治学一直不承认合格的政治家、议员、行政官员、法官以及够格的公民应该是自利的。如果政治家、议员、行政官员和法官是自利的，那么他们就会被贬称为政客，应该从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而公民如果是自利的，如果不顾公共利益而只为自己的私利参与政治，那么公民也是不合格的。
但是，现代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认为，经济和政治虽然有如此种种的不同，但由于它们都是人类的经济、人类的政治，而人性中最难以改变、同时也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却是自利。黑格尔等传统历史哲学认为，正是人性中的恶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在现代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学者看来，自利并不是恶，而是正当的、完全符合道德原则的。在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自利促进了经济繁荣，成功者从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家。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也是自利驱使政治积极分子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从更为严酷的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和公平竞争的政治民主实际上有很大的类似之处。约瑟夫·熊彼特就说过：“议会活动的社会意义或社会职能，无疑是制定法律，也制定一部分行政措施。但是为了了解民主政治如何服务于这种社会目的，我们必须从争夺权力和管制的斗争出发，并且必须了解，社会职能仿佛是附带地被完成的──恰和生产对于谋利来说是附带的事一样。”
制度分析学者德姆塞茨进一步认为，在民主政治领域里，选票实际上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而投票者主权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主权。因此，可以运用理性选择的经济理论来分析政治领域的问题。德姆塞茨的分析结论是：“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相比之下，当经济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商业活动的偏好则是自由放任。竞争的影响力，进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的降低将趋于使功能性代理者的生存权从对其规范的立宪体制的控制权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只要政治竞争是充分的，那么政治代理人即政治家、行政官员、议员等就可以在不受立宪体制控制的情况下为公共利益服务，因此立宪体制等许多政治制度是没有必要的，而政治组织则更不需要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选择的规则是必需的，并且控制代理人的立宪政治制度是必要的，而政治组织也是必须的呢？
二、科斯世界
在经济生活里，完备市场制度的假定是不存在信息费用或者交易费用的。在政治生活中，完全的政治民主隐含的假设是政治活动不存在任何信息费用或者交易费用。从政治活动家的角度来说，是不存在争取选票的费用；而从投票者的角度来说是不存在把选票投出去的费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即选民对公共政策有充分的理解，对政治活动家的状况也了如指掌，这时政治活动家实际上不必去争取选票，他可能只是简单地根据选票来选择公民所确定的公共政策。由于完备的市场经济中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假定是由制度分析学者科斯提出来的，因此无交易费用的世界又叫“科斯世界”。
与经济的科斯世界相比，政治领域的科斯世界有着自己的特色。首先，根据德姆塞茨的分析，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所有权的性质上。“在完全分散化中，大部分财富为私人所有，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卖。在完全的政治民主中，存在的仅仅是私人投票权。这种权利不可以公开出卖。”
其次，市场经济的权利交易是自愿的，但政治上的权利交易却是通过多数强制实现的。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主权通过货币投票，决定生产者生产什么，消费者并不能直接要求生产者生产什么。一切都根据平等、自愿的协议运行。消费者只要有消费需求，生产者只要从消费需求的满足中能够取得利润，它就能够为消费者生产，消费者的消费数量虽然非常重要，但并不一定要形成多数。多数的权威在经济的科斯世界中虽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少数的利益总是自动得到实现并得到保护的。多数有权威，但不是强制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