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罗不可能定理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表明，市场选择的规则能够实现兼容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般竞争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原理也表明，充分竞争的市场选择能够基于任何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即公共利益。
但是，市场选择机制只适用于私有私益物品即纯粹私益物品的消费和生产选择，它不适于前面所说的公益物品、俱乐部物品以及公有池塘资源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抉择，对此只能采用社会选择或者公共选择的规则。那么，是否存在一种非市场的选择规则，使得该选择能够以个人利益为基础推导出公共利益呢？或者说使公共利益兼容个人利益，并且实现共同的繁荣即民富国强呢？
这一问题就是阿罗所研究的课题。在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阿罗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即给定一些最普遍的、自然的条件，是否至少存在一种社会选择的规则，能够同时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呢？在此，所谓社会选择的规则，指的是由给定的个人偏好得出集体的或社会的偏好的规则。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会偏好所需要的五项必备条件：
第一，个人理性原则。对于任何一组给定的个人偏好来说，社会选择规则必须产生一个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秩序具有完全性和传递性：一是完全性，即对任何两个可供选择的社会状态X、Y，任何一个人或者认为X比Y好，或者认为X与Y没有差异，或者认为Y比X好。二是传递性，即对任何三个可供选择的社会状态X、Y、Z，如果某人认为X比Y好，Y比Z好，则他一定认为X比Z好。
个人理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假定社会中某个人的行为不符合个人理性原则，比如他对消费品的选择不符合传递性原则，那么经过若干次交换，它就会日益贫穷，最后陷入赤贫。如张三认为自行车比手表价值高，手表比缝纫机价值高，根据传递性原理自行车的价值应该比缝纫机高，但张三偏要认为缝纫机的价值比自行车高。这时，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他就会用缝纫机加上一笔与手表的差价去跟李四交换手表，还会用手表加上一笔与自行车的差价去跟王五交换自行车，由于缝纫机的价值高于自行车，因此他还会用自行车加上一笔与缝纫机的差价去跟李四去交换缝纫机。三轮交换的结果是，手表又回到了张三的手里，但是他却多支付了三次钱，长此以往，张三就会越来越穷。对于社会来说，只要一个人变穷了，那么有限的资源就没有实现配置效率。对于社会来说，即使在两个方案之间不存在传递性，社会也会陷入混乱，比如对于任意给定的条件，市场方案优于政府方案，但政府方案又优于市场方案，这时如何进行选择呢？其结果可想而知，此山望着那山高，到了那山又见此山高，人类社会经常在两种选择之间徘徊，鱼与熊掌之间难以割舍，既爱又恨，以此为基础，自然也很难导出社会福利函数，并求出其最大化的条件。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反复选择，进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在精简机构和扩张机构之间，反复选择，进入所谓的精简－膨胀链条组成的怪圈，也表明了一个政府在对两种方案缺乏优先次序的情况下，来回折腾所可能导致的恶果。
第二，有关选择方案的独立原则。设X、Y是任何两个选择方案，如果每个人关于X、Y的相对偏好没有改变，那么不论他关于X、Y以外的其他选择方案的偏好是否发生了变化，社会关于X、Y的相对偏好也不应改变。该原则的含义是社会偏好顺序产生于个人的偏好，社会偏好顺序的变化源于个人偏好次序的变化，如果对于给定的选择集合，个人偏好次序不变，不管其他偏好次序有什么变化，社会对给定选择集合的偏好次序也不变。
第三，帕累托准则。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认为X只要和Y一样好，即没有什么差别，但哪怕是有一人认为X比Y好，则社会必须认为X比Y好。当然，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认为X比Y好，则社会也应该认为X比Y好。这一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定一个人认为X比Y好，而其他所有人都认为X与Y没有差别，而社会反而认为X与Y也没有差别，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并且也使得社会偏好没有包括认为X比Y好的个人偏好。它虽然符合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但是却否定了个人偏好的价值，而社会福利也遭到了净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