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1911年，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棉绸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微镛几殆晚年，富益不资。”据说家财已达一千万两白银。刘镛死后，刘承干并得到其继父、刘镛长子刘安澜的份产，顿成豪富。且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刘家读书、著述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本人也极好读书和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而且，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二
1910年至192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
刘承干的藏书业发轫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据刘承干先生后来回忆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竟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所以，“书估踵门如市。”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 “几有海涵万家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