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政史上的作用
如果说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最早是贵族利用程序法律限制国王的手段，是程序意义的控权方法，那么在美国就是实体与程序意义并重的宪法原则。美国近代的《权利法案》奠定了正当程序的宪法原则地位。正当程序条款作为一项重要宪法原则在美国宪政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离不开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充分运用又与正当程序条款息息相关。
（1）自由放任主义时期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的原初意义本是“实施法律的正当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重大判例和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灵活解释将这项程序性规则变成为一项实质性规则，即对立法权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最高法院显然逾越了其正当的司法职能，并僭越了一些相对于立法权的权力”[2]（第239页）。这种僭越使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并带来了“正当法律程序的统治”。这种统治包含的内容在于：第一、正当程序原则由只约束联邦议会发展到也约束州议会；第二、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正当程序保护发展到公司的财产权也受保护；第三、在完成了由主要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向主要保护公司的财产权之后，正当程序又进一步向保护自由权渗透；第四、通过对“正当法律程序”的解释行使司法审查权，使美国最高法院成为实际上的“第三议院”。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经过这番改造，其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剥夺公民或法人的人身权、自由权或财产权要经过“正当程序”，而在于人身权、自由权或财产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其内涵也可作出相当弹性的解释。也正因为此，该条款成为了美国自由资本正义时期的基本宪章。而这一部运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也就是“一部现代大兴起、努力对商业进行控制和对这种管理法规实行司法审查的历史。从那时起，全部的政府活动——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的——都必须通过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关卡”[3]（第121页）。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作用获得了爆炸性的增强。
（2）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为应付战争、摆脱危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美国公法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调整，行政权得到了加强，总统居于国家权力的顶峰而被称为“任期四年的国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行政权的膨胀，行政机构既有行政权，又有立法权，也享有裁判权。为了实现对行政权的支持与制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导致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律作用的变化。第一、在经济领域对社会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的“实质性经济正当程序”衰落。第二、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由以前的干预社会经济转向了强调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第三、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在行政法领域、司法领域获得了发展，表现出了新的生命力。
美国行政法是随着行政权的迅速扩张而在1933年以后获得发展的。随着加强行政权的因素的逐渐消除，界和律师界开始反对行政机关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的无限膨胀趋势。最初，关注的焦点是在各独立控制委员会的行政权的正当性上，但最高法院认为这种混合没有违背宪法，于是人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程序的设计方面，要求实现行政程序的标准化、正规化和加强司法审查，美国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由此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司法领域获得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当中。1868年通过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对美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影响深远。在法律传统上，美国直到1945年才有《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该规则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为依托，并经过了多次修改。在“马普诉俄亥俄州案”中确立的排除规则和“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确立的米兰达规则是刑事诉讼适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典范，并由此引发了本世纪中期在美国司法领域的“正当程序革命”，对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司法制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