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经验与理论研究表明，公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而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短期稳定性都有所效应。问题是，效应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自动发挥，释放的方向与程度尚取决于一些条件，其中公债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包括规模、期限结构配置等在内的公债管理政策，既决定于经济增长的要求，也制约着公债效应。当然，一旦对公债在宏观经济运行框架中的作用予以确定，公债管理的具体目标可能会是多个，而且这些目标一般不会完全相同甚至有时是矛盾的，所以，就更有必要对公债管理予以研究，协调各种具体的政策目标，以使管理政策至少不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产生负效应。在中国当前主要通过增发公债支撑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求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启动经济增长的环境中，公债管理更显得重要，因为公债管理的原则与技术决定着宏观政策意向能否得到预期实现。为此，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予以分析。
一、公债管理的理论涵义
狭义地理解，政府根据宏观经济战略要求确定的财政政策决定着公债举借量，公债管理无非是将这些既定的政策付诸实施，因而管理内容也就主要包括对债券类型、期限结构（包括存量债务余额的到期结构和增量债务的期限结构）、本币或外币公债结构、债务成本等的选择。
广义地看，公债管理应是对一定公债规模的确定与维持，目的与标准应是使这一公债规模能够对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传导性积极作用。这一定公债规模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是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因而广义的公债管理将直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或者说，最佳的公债管理政策应是将公债的积极效应予以最充分发挥，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服务，并确保社会福利最大化，至少从公债管理的政策意向上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狭义的公债管理被有些学者称为债务管理工具（debt-management tools），广义的公债管理被称为期间债务管理（debt management over time），公债管理目标也就由此被界定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确保财政融资的确定性，二是保持债务成本的最小化，三是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cy ，即所采取的公债管理政策及其结果不仅在即期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应是可行和有效的）（Iraj Abedian ，Michael Biggs， 1998）。
二、公债管理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公债规模变动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机制
公债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公债规模的确定，即使创造了所有条件可供公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得以充分释放，但如果对公债规模掌握不好，也会使其效应打折扣甚至走向经济要求或政策意向的反面。我们从大多数相关经济学文献中也可发现，学者们越来越注重从经济增长的视角观察公债变动和评测债务规模的大小。一些学者从较长历史时期内经济增长与公债变动的轨迹来分析公债相对规模（债务余额与名义GDP的比率）的变化，并试图描述出公债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赤字的债务融资与货币融资的各自适应环境。但对此，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托马斯。萨金特和华莱士（T.Sargent ，N.Wallace，1981）在1980年代初就认为，如果公债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增长，利息支付随之上升，借新还旧的机制就足以使整个公债规模日渐膨胀，最终将很难通过税收予以偿付，唯一的结局就是政府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形式的货币融资解决，即导致货币的财政性发行，通胀率上升，从而使公债偿付压力得以缩减。由此可以说，由于赤字的货币融资没有象债务融资那样推进利息支付和债务规模螺旋式上升，因而长期来看，财政赤字由债务融资弥补的通胀效应比起货币融资方式会更大，对长期经济增长是相对不利的[1].
然而，多恩布什和费希尔（1996，P503-515）却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债务与经济增长并没有象萨金特和华莱士所说的那样单纯与简单，因为公债融资支持的赤字在较长时间内是否可行与合理，尚取决于产出增长率、实际利率以及财政赤字构成之间的关系。正如其他学者的分析以及美国实践中的做法，他们将财政赤字分为不含利息支出的“基本赤字”（Fundmental Deficit ）和含利息支付的“总赤字”（Total Deficit ）[2]，以明了公债在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基本赤字决定着债务的增长和利息支付的升降，从而他们针对债务收入比率（债务余额与名义GDP的比率）、GDP增长率、基本赤字、通胀率、与实际利率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简单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