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韩德民说：“考察归纳历史可以有两种不同视角，一是把历史看作表现为客体的物质性实践的过程，这种过程受制于必然性的我们通常名之为规律的力量。所谓意识或精神或思维，在这样的意义上，不过是这种客体性过程与客体性过程内在固有规律在人脑中的投影而已。另一种视角，是把人，把人所组成的文化共同体，首先看作主体，某种遵照一定的价值理想目标，自觉地追求着的具有实践能力的精神性的历史；由此所谓历史，当然是人的历史、文化的历史，就成了这种主体精神理想性追求之对象化展开的结果。这两种视角相互并不对立，毋宁说正是它们的相互补充，才帮助我们获得了对于木日对完整的历史的把握。……人的历史既有人作为客体存在对象，从属于客观运动规律的一面，也有人作为有理想有信念的米青神性主体自觉追求自由选择的一面。前一方面的存在，意味着自然史对人类史的制约，意味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史前’性质。而后一方面的存在，则无可置疑地表明了历史作为人的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的性质。”（1）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有思维、有思想的。人是以一定的思维方式，在一定思想指导下展开其历史创造活动的。这就使以正确描绘的思维现象的运行轨迹，探寻其中的特征和规律，从而为了解过去、认识现状、把握未来提供更加准确的参考坐标为主要任务的思想史的研究，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罗素《西方哲学史》谓：：“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调节器谐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而在我们看来，一个时代狭义的社会思想大体包含着三部分内容，即：对过去的思索，对现状的认识，对未来的展望；这实际就是广义的历史观、现实观和理想观。三部分互相联系、互为依存，构成一个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由此不难感知到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人们的理想观的研究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部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等发生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到孟子界定“圣人，人伦之至也”，儒家从其创立伊始就已显示其宗旨与内容在于呼唤人的一种伦理性的道德觉醒和道德实践，陶冶出一种伦理性的道德人格。换言之，是一种伦理性道德观念构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历史上，尤其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序的伦理思想和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道德规范，由于其能够充分满足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细胞的农业——宗法型社会生活及维系这社会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现实需要，因而被历代国家政权自觉地用来作为整合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儒学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
儒学内涵宏富，而其以上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为内在精神资源，由孔子、孟子和荀子奠定下理论基础的社会理想观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这种儒家学者的社会理想观催发着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刚强奋进，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孔子以来的儒家学者又多不甚注重现实社会生产运动，基本不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尽管我们不应苛责古人，要求他们做他们的时代限制着他们而使之难以去做的事情，但这毕竟使他们往往只是从政治文化或思想道德领域畅发其社会理想，并且这理想主张又确确实实因超离实际而难以真正转化成为现实的实践行为。由于儒学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影响深巨，故而在传统中国人探寻理想社会的漫漫历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因之而对中国的历史运动及其走向影响极为深巨。
（一）
儒学渊源于上古文化，更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为内在精神资源。20世纪70年代中叶，徐中舒指出：“儒”在殷商时代就已存在，甲骨文中作“需”字；“需”在甲骨文中从“大”（而）从“水”（雨），整个字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古代之儒在主持祭祀礼仪前都必须浴身斋戒。《礼记·儒行》即有“儒有澡身而浴德”之说。（2）日本学者白川静也析论道：“牺牲系用巫祝，被当作断发而请雨的牺牲者，需也。需，系含有为需求降雨而断发髡形之巫的意思。如此的巫祝，乃儒之渊流也。”“儒家最早出自巫祝之学，以周之礼乐为主要教授科目，以其礼教文化的创始者周公为理想；周公，为周初在所谓‘明哲’圣职地位之人。”（3）美国学者莫特（Freder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