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 访谈 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
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对法制尚不成熟的国家来说，有意的制度模仿有时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成效。但是，在模仿过程中，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先进的东西，什么是落后的东西。要注意的是，一些官员从部门利益出发，打着规范市场秩序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部门特权制度化，一些主管部门时不时按所谓“国际惯例”出台一些“规范法令”有时起到的往往是危害市场的作用。
问：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中，您用很多篇幅分析了在不同国家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改革的绩效的差别。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的转轨经验，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渐进主义比激进主义更加容易成功。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并没有说渐进好或者激进好，我们关心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渐进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激进会发生。我们不是在做价值判断，而是做实证分析。
为什么明治维新这种激进改革那么成功？为什么战后日本的改革那么快？战后美国可以把一部宪法强加给日本，这都是激进改革了。这些激进改革都相当成功。为什么这种激进改革就不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这是因为在俄罗斯，经济上模仿西方工业化模式的潜力都已经耗尽了，慢慢地改根本就推不动。而中国的起点很低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不搞经济改革都可以像苏联三十年代取得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保持二三十年也可以。这是为什么中国渐进改革行得通的原因，因为中国经济有增长的余地，还可以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生产模式。
渐进也好，激进也好，都是有利有弊的。渐进对于赎买既得利益是很有效的，激进就会造成很大的反抗，但是渐进的代价就是会把国家机会主义和贪污制度化。
问：现在中国国内的学者谈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制度创新”，比如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制度创新，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股市是制度创新，等等。您是如何理解制度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