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现代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集中在犹太人问题上。现代性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我所知，人们已经给现代性下了几十个定义，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化运动、新型民族国家的出现到资本主义的胜利，从技术化了的生活世界到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从康德、福柯对启蒙的不同定义到对生活的“另类化”玩味，从模仿、再现到断裂、表现，从“罪感”到“耻感”，从自然而然的“自我同一”到在反思中寻求非反思的“自我认同”，从基督教的末世论到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进步观，从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欢呼到处身于一个充满悖论与疑惑的虚无化世界里的无所着落，如此等等，都说明一种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已经使我们人类不期然地遭遇到一种既让人兴奋、又使人感受到恐惧的境遇。如果非要给这种变迁找到几个关键词的话，我觉得技术化、世俗化以及某种“坚固的东西”的“烟消云散”恐怕比较合适，当然背后总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归结为近代以来个体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生存方式上的支配作用。
技术化也就是功利化、工具化，在科学已经表现出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下要把整个自然界都变成实现人类意图的工具，而且无论什么行为，只要有利、有用，能达到目的，能获得发展，就都是好的、对的；世俗化主要是相对于宗教的神圣性而言的，自然界的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失去了神秘性，于是我们也就认定了幸福只是一种世俗的享受，超验、隐喻、象征、诗歌、想象、虔敬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些不怎么需要的奢侈。全球化就是一个迎合技术化与世俗化的口号，它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早已合理化为赶超发达国家、在顺水快船中尽快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天赐良机，也同时以“技术”和“世俗”的标准来“统一全球”，瓦解或取代各个民族传统上“一切坚固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世界已然技术化了。交往手段（语言形式）的技术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存方式。道德与政治也技术化、世俗化了，就如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ny Bentham）在２５０多年前所说过的那样，通过一种技术化了的“道德生理－心理学”和“幸福计算法”来一次性的解决所有道德与政治上的价值纷争，所以我们的管理学才那么热门，我们的领导者才对自己的领导艺术那么得意。
相对于犹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世俗化问题。现代国家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概念都可以理解为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如全能的上帝变成了全能的君主，如基督教的“末世论”（一种对时间的目的论理解）演变为今天的“进步说”（时间的直线向前），而“全球化”则源于罗马帝国对一个上帝、一种宗教、一个帝国的信念。按照列奥·斯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说法，“世俗化”即精神之物或永恒之物的“时间化”；而“时间”的世俗化（人们现在所具有的历史观念）是通过对“天意”的修正而成立的；也就是说，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已经洞悉了“天意”的秘密，比如善的目的是借助于恶的手段而逐步实现的；比如历史的道义原则随之从由上帝承担的“末世论”而变为世俗的人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的改造；比如以契约论对国家起源的解释取代各种有关神授、神启、诫律、诫命的“神意体现”等等。我们以前把这一切统统理解为“进步”却很少想到某种神圣性的丧失（比如一切的一切都只用世俗目标加以解释、加以理解等等）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非神圣化”或“世俗化”看来都不可阻挡：第一，神学不再被视为一个学术问题，不再与知识的获取、增值有关，最多只能划归教会或私人领域里的“私下事务”；而这种把“上帝之事”与“凯撒之事”区分开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使神学与宗教退出人类的“公共事务”；第二，“政治神学”这一概念只能意味着一种保守的力量，没有人会用“民主神学”（取代一神论）来鼓吹革命；而“上帝之事”与“凯撒之事”的划分，则为世俗领域里的革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第三，于是，人们开始从政治的而不是神学的角度定义国家，这才有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契约论”，有了卡尔·施密特所说的“政治就是区分敌友”，那么作为体现政治意向的国家，其目的也就是对敌人的镇压。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性的观念，而神学，则完全有理由论证自己从来就不仅仅只是教会或私人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