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考虑到我国市民社会尚未完全成长起来或者考虑到在我国当前建立一个新的供应单位的成本过高而置疑上述方案的可行性的话，另一个可能的方案，是利用现有的供应单位――与清水江治理相关的各县、乡地方政府，鼓励和促进各地方政府通过契约、谈判等方式建立起合作方案，但这其中的关键是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和约束机制，使他们追求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冲动不能以破坏性使用地方资源为代价。完全禁止采矿的措施过于理想化、绝对化，政府应该通过相应的措施带领、引导、激励矿主进行污染控制，而不是把污染控制的责任完全转移到矿主和企业身上。
本文将清水江的污染治理看作是一个涉及到几个管辖区域的公共问题，并分析了现有的供应单位在处理这一区域公共问题方面面临的困境。研究治理具体区域公共问题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安排，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基础。本文的研究旨在抛砖引王，希望引起更多的学者和实践者关注，认识到公共管理机制对于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基础性作用，并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探讨中来。本研究并未尝试就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任何实际的建议，因为笔者相信，具体方案更多依赖于实践者的智慧。作为研究者和学者，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对实践者的行为妄加指导，而是通过逻辑上的分析，借助我们的专业背景，为实践者打开受制于具体问题细节的思路，从而为发现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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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政区划没有公共管理上的合理性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如已故的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元人在划定省界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以军事控制为目的。把淮北的徐州划入江苏境内，徐州大部分外围又划入山东、河南和安徽境内，还有把南京划入江苏，南京外围的广德和芜湖划入安徽的做法，就是为了确保江苏省的地方首长不敢单独反抗中央政府。“任何一省都是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的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元朝以后，后来的统治者在行政区划上一直沿用类似的作法。美国学者奥茨也指出，辖区的地理边界划分往往不是出于便利公共品与服务提供的考虑，比如，历史上河流往往被用作天然的地域边界，但从公共品管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边界划分显然是最糟糕的作法，它意味着两个独立的辖区就共有的公共品分别做出决策，而决策结果由双方共同承担。参见：Oates ，Wallace E （1999）。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7（3）：1120-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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