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到意外和奇妙的是，代表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趋于成熟的两位最早的哲学家的作品，恰好可以作为上文所说的顺向诠释和逆向诠释的典型代表：王弼的《老子注》恰好是顺向诠释的代表作，而郭象的《庄子注》又恰好是逆向诠释的代表作。当然，这种结论必须奠基于对王弼、郭象思想的全面把握，避免以偏概全。不过，本文的任务并不是对王弼、郭象思想的全面研究和评价，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以免误会。
二、顺向诠释的代表：王弼《老子注》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第一个凭借完整的经典注释而踏入哲学家殿堂的。其思想创造力之宏富瑰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创造和原来的经典是什么关系？用我们的方向性的概念，问题就是，他的哲学思想和他所注释的老子的哲学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是顺向的，异向的，还是逆向的？我们认为，如果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观点是可以从《老子》原有思想推导出来的，就可以说是顺向的，否则就可能是异向或逆向的。如果他的哲学理论对老子哲学原有的概念、命题、观点采取了否定或反对的立场，他的诠释就是逆向的，如果不是否定或反对的立场，就可能是顺向的。根据这两个标准考察老子哲学和王弼哲学最主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命题，特别是考察了王弼注释中与老子思想不一致的地方之后，我们可以很放心地把王弼的《老子注》作为顺向的哲学诠释的一个典型代表。当然，这是就一部作品来说的，而不是就他的全部作品来说的。
毫无疑问，老子哲学中地位最高最重要的概念是道，这一点在王弼哲学中没有根本性改变。以《老子》第一章为例，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这里仅引入了“指事造形”一句来说明不可道，不可名的原因，对原文没有大的发展。下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段，王弼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这里王弼最重要的发展在于明确提出“凡有，皆始于无”，并以“无”及“未形”、“有形”来增补解释原文的“有名”、“无名”。这种增补并不完全合乎第一章原文的意思。有名、无名不同于有形、无形，也不同于抽象的最高的“无”。有名、无名讨论的大体在名言的范围，并未涉及生成问题，而有形、无形的说法则是生成问题。但是，这种增加并非不可接受，因为原文的“始”和“母”已经隐含了生成的内容。所以引入“未形”、“有形”并没有偏离原文的基本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章原文主要讲的不是生成问题，但王弼却强化了其中的生成论的含意。这和学术界通行的认为王弼特重本体论、不讲生成论的看法实有出入。本章原文虽然没有讨论抽象的无，但王弼所云“凡有，皆始于无”却是来自于老子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完全是老子本有的思想。这说明王弼作为哲学家是在老子哲学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以后，再对老子各章文句作综合性、融贯性注释，因而不会拘泥于每一章的具体内容。
众所周知，王弼对老子思想的重要发展是突出了“无”的意义和地位。在古代哲学家中，老子显然是第一个突出、标举“无”概念的。但是，《老子》中的无字虽然出现高达108次，但绝大多数是用作副词或形容词来使用的，是修饰性、限制性用语，只有两章四次用作概念化的名词。这就是四十二章的“有生于无”和十一章的三次“当其无”。哲学家的思考离不开哲学概念。中国哲学家虽然多用模拟论证或用比喻、故事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不可能不用理论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即使是最会讲故事的庄子，仍然要用天、道、命、自然、无为等概念。笔者曾经强调，概念的最低标志是名词化，所以我们不会把逍遥、齐物、无有、无欲等术语当成哲学概念。而老子很少把“无”当作名词来用，说明“无”在老子那里虽然重要，但还没有变成成熟的重要的哲学概念。在这方面，王弼的发展就十分突出。仍以第一章为例，老子在第一章仅有两次用到“无”，而且只讲“无名”、“无欲”，而王弼注则八次讲到“无”，其中三处是作为抽象的名词性概念来使用的，这就是“凡有皆始于无”，“始于无而后生”，以及“必以无为用”。这是“无”的名词化、概念化的发展。显然，这种发展仅是从理论上、概念上强化和突显了老子哲学中原有的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