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育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育之以礼，有耻且格。(29)
用刑统治，只有消极意义，化导人民，使他知耻而不犯罪，才有积极意义，这是统治者所应该做的，然而，当统治者达反应有的责任，行暴虐之道，怎么样呢？孔子认为应该讨伐。例如宪问篇中，育国大夫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向鲁哀公告发，请他出兵征讨，虽然后来没有成功，但可见孔子对式君的大夫，不能容忍，主张制裁罪恶。但当掌权者不愿听从的话，孔子会为了大局的秩序起见，只在消极的自我引退，不会作正面抗争。他说?quot;道不行，乘桴桴于海。"(30)事实孔子对海外一无所知，上述只是他一时慨叹。但孔子对应该做的事，纵然不能成功，他也会努力去作。这是孔子义命分立的观念。义是应去做的事，命是客观环境所加给我们的限制。如果一件事是应该做的，就不应考虑成败的问题，唯有尽上人的本份，完成道德良心所催逼我们要做的事。一次当子路在石门住宿，看城的小吏问他从那里来，子路说从孔子来，小吏带著识笑的口吻，说?quot;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与？"(31)这正是孔子的精神，由于孔子知道有很多事群王不会同意的，但用为一个知识份子，应该要明白理份，即应该要做的事，而不应降服于命定的客观环境。因此有"君子忧道不忧贫。"(32)在逆境中仍以天下为已任。然而，孔子是一个十分重礼的人，对于礼制秩序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政府是好的，他乐于做官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如果政府残暴，他便退隐，不与政府抗争。这已成了儒家君子的一般表现。不单如此，按孔子的性格，他对权臣恶势力，虽深恶痛绝，表面仍会维持和好关系。纵然不会出仕，也不会得罪他们。例如一次，权臣季氏的下属阳货，很想见孔子，劝他出来辅助季氏。孔子当然不愿见他。于是阳货送了一双小猪给孔子，按当时礼貌，孔子若不在家接受，便须习日上门谢礼。所以阳货很有机会看见孔子。孔子真的不愿见他，只有打听他不在家时才去拜会。打听了匆匆出门，谁知在街上遇上阳货，阳货趁机请孔子共坐，劝他勿磋砣岁月，及早出仕。孔子唯唯诺诺，表面应承。(33)我们不会批评孔子没有个人勇气，不敢直斥权臣不是。但明显的是，孔子是一位贯彻"君子和而不同"(34)的人。对不同意见的政府，能找到相处之道，然?quot;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影响政府。这种政治理想，是典型的以"安定繁荣"为前提的思想，毫不激烈，毫不煽情。
（2）路德论世俗政府的权限
一如孔子，路德对在位者十分尊重，凡事以"秩序"为考虑。由于路德提出了两个国度，属灵的国度虽然住在属世的国度内，属世的权柄也得著肯定。但一旦属世的权柄滥用并且伤害属灵的国度，路德便为属世的权柄立下限制。由于两个国度执行的工作不同，路德的政教分离观是很清楚。可是路德与重洗派不同，主张基督徒应按理参与社会工职，用基督的爱影响社会。因为属灵的人仍然服在俗世的权柄下，要尽自己责任。路德又与天主教不同，否认教会能使政府基督化，实现天国一人间，所以他反对罗马教会统治世界。他也不同情加尔文的神治社会，因为他始终认为基督徒在社会中占少数，很难得到整个社会与基督教信仰有共识，真正推行神治社会只会导致基督徒导政。所以路德的政教是互助互惠、互相渗透，政府不应辖制教会，却应帮助教会。教会不应干涉政权，但应参与社会政治。这幅互助惠的图书，本是十分完美的。可是，任何一方破坏了所信守的诺言，就会做成两者的紧张甚至对抗，教会面对不义政权，会有甚么可能的做法？
首先，路德相信上帝是最后的掌权者，对违法的当权者，"他（上帝）要"独自惩罚他们，将他的忿怒倒在他们身上。(35)我们不能忽视路德所处的环境，他面对教皇的压力，需要皇侯腓勒德力保护。如果宗教改革导致暴乱，甚至危害当时的世俗权力，对路德的一生事业，有致命的打击。所以路德对暴君往往抱持消极的态度。但路德的信仰使他认清楚世俗的权柄是有限制的，起码它不能干涉属灵的国度，除非如上文说，属灵的国度内发生争执，世俗权柄为了社会秩序才调停。一旦世俗权柄逾越他们的权份，甚至逼迫信徒，路德劝信徒坚守信仰，用不抗拒的精神应付，假如暴君"剥夺你们的财产，惩罚（你们）这样的不服从，你们就有福了。感谢上帝，你们配为圣道受苦?quot;可是，如果暴君强逼信徒背弃信仰，就要抗制他，因为"如果你们不抵制（不顺从）他，让他夺去你们的信仰或书籍（新约圣经），你们就真违背了上帝。"(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