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包票说：“我们......的政府和干部，一开始就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任何有正常阅读能力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就摆正了”这个用语方式暗含有“以后也一直摆正了”的意思。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喻先生又一次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说过去“领导和同事几乎天天讲......要对得起人民的小米”，改行工资制以后，大家天天讲的仍是同样意思的话，只不过改成了‘对得起人民币’”。还说，各级机关干部们“说‘人民币’三字时一字一顿，意思是‘要对得起人民发给我们的工资（钞票）’”
他的原文照录如下：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和干部，一开始就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的关系。凡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知道，在革命干部（包括军队和公安）队伍里，领导和同事几乎天天讲：“我们吃的小米是人民给的，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得起人民的小米。”解放后的头几年，干部实行供给制、包干制，大家几乎天天讲同样的意思，只不过把“对得起人民的小米”改成了“对得起人民的大米”。1955年后，各级机关干部改行工资制，大家天天讲的仍是同样意思的话，只不过改成了“对得起人、民、币”。说“人民币”三字时一字一顿，意思是“要对得起人民发给我们的工资（钞票）”。
我没法逐字逐句引这段话。重复之多，不到三百字的一段文字，喋喋不休说了三次干部们“天天讲什么什么”；而过程叙述之多，简直如流水帐：“供给制”、“包干制”、“工资制”，亏得没再多出几个别的什么“制”来让他罗列；还有“小米”、“大米”、“人民币”，幸好没再来个“高粱”、“玉米”什么的。实在不忍心浪费宝贵的纸张和读者的时间，只能压缩压缩，摘其要而引之。压缩后的文字，除少了点水分和滑稽感，对喻先生要表达的意思毫发未损。喻先生总不能因此就不承认那是他自己的话了吧？何况，其中主谓宾齐全的喻先生原话少说也有三句。至于“文人论辩规则”，不知喻先生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无论是否论辩性文章，涉及他人（“他人”包括论辩对方和论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观点时，可以引原文，也可以转述；引原文时可以逐字引也可以作压缩性引述。违不违规，一要看标不标明出处，二要看符不符合原意。这两点，双方的文章白纸黑字，用不着再说什么。至于喻先生那个“文章写了八千字......只是抽取喻文中的几个单词或词组，捏合成一个论点”的指责，我要说：这是在说谎。别的不提，仅刚才所引几处就是证据。
2.关于两则轶事的真相
我注意到，喻权域指责我断章取义，不光因为纳税人问题上的论述，还因为我转述的两则“轶事”。一则是喻权域借一个吹牛皮事件对所谓思想改造运动的辩护，另一则是他对中国人权保护的奇特证明。为了对这两件事的转述尽可能准确，我通过电话就一些内容向提供了这两则轶事的文章作者黄一龙先生作了核实，询问了它们“典”出何出。谈人权的出处他一时想不起，但记得喻权域为思想改造运动辩护的原文是在《中流》杂志98年10期。待去找时，发现这声名显赫的杂志很稀罕，我去过的几个图书馆根本就没订它。其时，黄一龙先生正办理出国探亲，不便再打扰。而且他的文章对两则轶事的介绍相当完整、相当清楚，完全可以直接采纳。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出于对写作规则的尊重和对原作者的尊重，同时也为了方便读者查询，我分别在尾注和正文叙述中说明了来源，其中思想改造一则还提供了喻权域原文出处。的确，我在叙述中有失误，这就是喻先生在《反驳肖》中费很多笔墨在上面的p.p.s之误。这个失误，喻先生尽可以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去，但借这个失误而否定我批评他把“牛皮吹了一万倍”归咎于没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化验员，就是在耍小聪明了。顺便提一下，当黄一龙先生得知喻权域在《反驳肖》中对两件事的否认后，大为惊讶：“怎么，他想不承认？”老先生对喻权域矢口否认两则事感到有话要说，次日发来一函。我把它放在后面作为本文附录。现在还是看看两则轶事上有没有冤枉喻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