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些人心怀疑虑的是陈水扁的所谓“台独”的背景，我认为这基本上属于杞人之忧，原因在于－－
四、“台独”之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这也是我所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当年，围绕着“国会”是否全面改选，进而最高行政当局是否也按岛内自下而上的程序产生，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斗争。两派意见各执一端，却各有依据。不用说，主张全面改选的一派轻易地就被对手扣上了“台独”的帽子，并大量地遭到当局的流放、监禁甚至处决；而反对全面改选的一派则被指责为“反民主”无疑了，因此长期面对来自体制内外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抗议和不满。
当时的“万年国会”究竟有多老呢？至1988年初（李登辉上台时）为止的情况如下：“国大代表”中的“资深委员”总数851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108人，71岁至80岁的450人，81岁以上的293人，平均年龄77.8岁；“立法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216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8人，71岁至80岁的92人，81岁以上的116人，平均年龄81.4人；“监察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36人，其中71岁至80岁的14人，81岁以上的22人，平均年龄82.8岁。（转引自高文阁编着：台湾与大陆风云4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57页。）如此一把年纪的人在三个机构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他们常因体力不济，在会议中闭目养神或离席而去，很难发挥议事功能。在“立法院”中，又常因“资深委员”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到会，使得会议人数不足而不能表决，以至于为了凑数，有时就坐担架或轮椅与会。如此形同残局不算，还要老成凋谢，所以哪怕从当局办事方便考虑，也需要对“法统”进行修补。
台湾当局从50年代起，修补“法统”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出缺递补制度。“立法院”于1953年9月紧急制订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缺递补补充条例》，陆续将各省原本落选者，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予以递补缺额。二是增补选代表。1966年台湾第四届“国民大会”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69年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以此为依据，为三个机构增补选少数代表。以上递补代表、增补选代表，连同原来在大陆选出的三个机构的”中央民意代表“一起，统称为”资深代表“，他们在”万年国会“中终身职。在1988年前后，每人每月坐领干薪10万元台币，而那些退出军队的老兵号称”荣民“，每人每月领到的生活费才有2000元台币（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00元左右），难怪”荣民“骂”资深代表“为”老贼坐享其成。“三是增额代表。1972年台湾第五届”国民大会“订定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对三个机构代表进行增额选举，从1972年以来到1988年，共选举增额代表：”国大代表“213人，”立委“397人，”监委“79人。
尽管对”法统“如此修补，仍然难以弥补”万年国会“与台湾现状的矛盾，为此，在各方压力之下，蒋经国生前曾在1987年12月提出”中央民意机构充实无可避免“的方针。李登辉当上”总统“后，于198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方案“，提出对”民意机构“进行”革新“的四条原则：一、大幅度增加”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总额；二、鼓励”资深代表自愿退职“；三、长年卧病或长居国外、不能行使职权的”资深代表“视为自愿退职；四、停止第一届”国大代表“出缺递补制，后于3月份正式废止。这个方案会导致”资深代表“逐渐淡出，但还远没有满足台湾各届”全面改选“之要求。
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几十年间要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觑的在野势力，即便在体制内也不乏应和之声。再说，那些国民党政权圈养起来的万年国代们，不断老死，自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所剩不多了，靠他们维持合法性的老办法实在是难以为继。原来那种战时体制和空悬的政治架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确立台湾长治久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