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分析了宪法经济学在税收、干预政策以及宪法改革三个领域的应用问题。他认为，在税收领域里，关键问题在于外部征集的税收对于处于市场上作为物品和劳务的需求者及供应者的私人经济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新古典税收理论无论在实证还是在规范上都假定税收本身对于选择过程来说是外生的。公共选择研究则假定政治决策制定是内生的。各种税基额外的负担轻重的排序和选择不如各种税基条件下政府收入大小的排序和选择重要。税收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决策结构与财政制度的相互作用。
凯恩斯主义主张利用政府预算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忽视了政治决策结构对预算的影响。公共选择研究表明，民主政府喜欢支出而不愿征税，从而趋于使预算出现赤字的倾向。布坎南认为，在后凯恩斯时代，当对政治行为者的道德约束失去它们先前的大部分效力时，就需要限制赤字融通的正式规则，以保证负责任的财政决策。
布坎南认为，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实现分配的公平，在民主政府中，再分配政策实现公平的可能性取决于利益集团政治能否实现分配公平。不过，公共选择研究表明，“利益集团之间不受约束的政治斗争不可能促进分配公平的种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设置适当的制度安排，制约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从而有可能利用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来实现公共利益。
总之，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才能从个人的偏好推导出集体的偏好，才能使公共的利益兼容任何个人的利益，不损害任何个人的利益，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为所有个人的利益服务。但是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依然不得不使用非市场的规则来从个人的偏好推导出集体的偏好。与市场规则相比，非市场的选择规则有种种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是它无法形成不牺牲任何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在存在投票悖论的情况下，而且还根本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推导出集体的偏好。公共选择的研究表明，任何非市场的选择规则，都不能满足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提出的条件，因此投票政治不能替代市场机制。因此，投票政治必须让位于市场经济，把整个社会尽可能建立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压缩公共选择的空间，并针对公共选择的自我膨胀倾向，对其实施宪政制约。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