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并成为生物个体的“自觉”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 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 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 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 ，当且仅当u（x1）＞ 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 = u（x1，x2，…，xn） （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 p2,…, 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 p2x2 … pnxn = I （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 / p1 = MU2 / p2 = … = MUn / pn =λ （3）
式中MUi = du/dxi，即xi 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 = 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 / 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 / p2 ＞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 / p2 ＞λ且MU2 / p2＞MU1 / 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