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尽管在主体标准、内容标准以及可能性标准方面符合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但在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方面，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尚需通过对具体案件的考察方能得出结论。因此，在上，准行政行为并不具备可诉性标准的所有要求，原则不可诉。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准行政行为的案件人民法院受理的例外取决于准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确切地说，取决于该表现形态是否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且没有其它的救济方式可用。
准行政行为的行使有三大原则，下面我就从这三个原则来谈一下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一）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权行使的有限原则，着重以竞争为中坚的市场力量，加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行政行为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这个界限是不侵犯公民自身的自由和意志。从另一个角度看，行政权行行使的有限原则，是指准行政行为应仅限于“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就是“根据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显示了这一特点，这表现在宏观调控部门和专业管理部门不同以注的各自职责，宏调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保持经济流量的平衡，抑制通化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成健康的发展，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经济、法律手段，改善宏观调控机制。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为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损于行政行为的功效，但这由于其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将有助于提高行政参与者的责任感，使政府行政取得更好的效绩。
（二）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民主原则，广开行政参与途径，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准行政行为的民主原则，就是政府应支持社会力量进行广泛的行政参与，鼓励公众参积极参与的要求，广开公众进入的通道。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公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但这丝毫不能成为阻碍政府改革的原因，相反，政府机构应以实现准行政行为的民主原则为改革指南，一是要通过政府生产性功能的转移，建立政府与的“伙伴”关系，企业在履行其特定社会职能，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服务之后，即使赢得了一定利润，政府还应给予行政奖励。二是应推行政府业务合同的出租，即把政府的一些管理业务推向市场招标，竞争获胜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有步骤地实行局部社会管理由直接管理模式向间接管理模式的转变。三是应大力扶植与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应中介组织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财政约束，改变中介组织是政府机关延伸的陈旧格局，促使中介组织成为有独立的运行目标和价值尺度的社团法人，充分发挥其社会沟通，社会服务与社会协调的作用，逐步替代原来政府的部分职能，实现行政权向推行政权的转变，同时实现改革机构的目标。
（三）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法治原则，推行进行政法治化进程、建设法治行政。
市场经济的社会应当是法理型社会，它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关键在于人权观念的相左，法理型社会要求行政行为的行使应遵循职权法定，法理型社会要求行政行为的行使应遵循职权法定，法律保留、法律优位，依据法律、职权、职责相统一的原则，于政府而言，就是应强调以法控权，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促成依法管理秩序机制和为社会提供服务机制的形成，使政府有限的权力产生高水平的社会服务从。所以法是准行政行为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它表明依法管理，既是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度，也是社会接受政府管理的度，它是准行政行为运行域限的客观限度，行政权倘若超越了法的限度，那么社会理应拒绝，在当前政府机构改革中，准行政行为的法治原则昭示我们：机构改革要与法治结合起来，一是把机构改革的某些行为通过行政治来引导、规范。二是把机构改革的成果用行政治来固定确立。三是把机构改革的目标用行政法来具体化，当政府机构改革把作为行使行政行为主体的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的法制化时，当前我国政府机构的人鱼臃肿，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也就迎风而解了。所以，随着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准行政行为取得社会支配地位时，我国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实现功能的化，权力的平衡化和机构人鱼设置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