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模式”是电视叙事形式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模式，它源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播播音。更准确地说，它得益于“点对点”的传播科技——电话与电报的出现。1951年，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在由其所创办的电视节目《现在请看》中率先使用了这一叙事形式。它的出现不但充分展现了电视新闻现场性的迷人魅力，而且也打破了传统的平面化报道模式，为新闻传播实现进一步的平和、平衡与平实奠定了基础。在各国电视的新闻节目、综艺节目、脱口秀、科教节目、体育竞技节目以及诸多的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中，这种叙事形式屡见不鲜。穿过审美愉悦的娱乐化感知层面，观众逐渐明了，在此种修辞模式中，说者和听者都被公开标明立场位置。并且，说话者还往往会被拟人化或特征化为播音员、主播记者、主持人、特邀嘉宾或现场观众、演员以及其他“框中人物”角色等来直接同电视机前的观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与此同步，电视机前的众多观众也无须按捺自己，只要愿意投入和参与，便能够迅速通过热线电话、有奖竞猜或接受外线记者的后续采访等诸多方式参与到节目中而成为信息链内的一个显明因子——即实现由听者向说者的转化。另外，尚需注目的是，那些原本是用以呈现节目的科技设备及相关设施非但没有加以隐蔽，反而被演化成了某些必要的修辞手段，受到了开放性的刻意强调和突显展示。
修辞模式在当代各国电视文化传播的日益流行和凸现，不仅改变了电视人对“媒介本质”的认识，而且更令观众在较为深沉的阅读中进一步地认清了现实社会以及人本身。同时，随着知识经济拓展的加速，修辞模式也以各种客观存在的现象“默示录式”地提醒着人们：在社会文化的多元解读里，保持理性与非紊乱的头脑，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底蕴，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科技至上与“工具理性”的作用并进而全面防范后工业时代的电子殖民主义侵略，将是一件不容忽视的、愈来愈重要的工作。
当然，由于电视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媒体，著作问题很复杂，再加上声光影视的结合与流动等等，因而要真正弄清其叙事法则及异质性特征，仍须进一步去检视它的架构要素。
从叙事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普通叙事形态包括故事和论述两大构架要素，短篇故事、小说与电影等均可被视为“自由自在的叙事”，说解人和观众能够随意接触它们，而作品本身的发展却很少受到外界的束缚。不过，面对灌水、拖戏、策略性中断或固定暂停等电视播出中常常发生的现象，我们不能不在电视叙事形式的架构要素里再补进节目时间表和各式各类的节目预告。这是因为，电视叙事的特殊性在于，每一叙事都早已编排在电视台依某种程序组合而成的节目播出单中了，而且在节目时间表与各式各样的节目预告的背后，我们也可以触摸到那支“映像巨手”——超级叙事者。由于他们是整个外线系统的叙事者且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拟人化、个性化的处理，因此，这些人不但能够从旁俯视一切的节目叙事和不受节目叙事的干扰与影响，而且还最具有种种鲜为人知的潜在知识和生杀权力，所有的节目在经过他们的检视和技术性处理之后方可通过关口来呈现给受众。同时，为了某种需要，他们还可以任意插播、延后、重播或搁置一些节目。因此从特定意义上讲，超级叙事者才是电视正文的真正叙事人和“特征化的虚拟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调整和控制着电视节目的播出与流动，而且也从宏观的角度隐述着电视文化传播的迁延轨迹和历史发展趋向。所以，注重和加大对超级叙事者及其观念的研究与解读，才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进而获取电视叙事形式整合印象的惟一途径，更是叙事理论必然阐释的重点所在。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中文系
邮编：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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