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399年，春暖花开，雅典面向大海
苏格拉底佇立法庭，卷发如雪
三个公诉人的愤怒也不再年轻
可爱的斯科里亚（Skolia）地方诗人迈雷托（Meletus）
可怜半辈子默默无闻的修辞学教授赖肯（Lykon）
可敬的硝皮匠兼不甚可敬的政客安尼托（Anytus）
（他们的名字涉过忘川远播中国，失落了咝咝的尾音）
五百零一颗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头颅，在审判席上簇动
没有人勘破他们座位前后左右排序的秘密
究竟是按门第高低，还是按钱袋盈虚
惟有拿起陶片，决断哲人生死的一瞬间
每一个人的鼻子才会像娘儿们似地发酸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定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和旋涡”，标志着理知人（theoretical man）的生活方式曾经与雅典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后人对这一发生事件的了解，主要源自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Memor）和柏拉图（Plato）的《申辩》（Apologia）。伯内特（John Burnet）认为，色诺芬的心智属于退休陆军上校之辈，难免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苏格拉底的爱智对话转述成乡村绅士的负暄闲谈；与此相反，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则说“让马儿打个滚，牵回家去”之类的隽语妙不可言。于是，人们转向柏拉图，一方面被他的悲愤所感染——“这个就是被你们谋杀的人，看看吧，听听他吧”，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妙笔生疑虑——这是现场报道（reportage）、还是艺术再造（re-creation）？伏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认为，柏拉图确实亲耳听到了苏格拉底的生死之辩，并为之震惊，政治哲学很可能起源于柏拉图的震惊；多年之后，痛定思痛的柏拉图把回忆中的依“法”（nomos）申辩重构（re-creation）为思想中的正“义”（physis）诉求，并为他的同时代人所认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权对柏拉图的《申辩》苛求更多的真实性（veracity）。
苏格拉底在踏上法庭的瞬间，就陷入了一个语言的困境——真正的存在论困境，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苏格拉底应该选择哪一种语言与在场者对话，确切地说，他应该选择哪一种对话技艺与雅典城邦对话？是选择说服（persuasion）的技艺，抑或选择辩证（dialectic）的技艺？为此，苏格拉底提出了一项在他看来不算过分的要求，即希望法庭不要在意他的说话方式，不管它是好是坏，只看它是否有理，因为讲道理是法官的美德，而说真话是辩方的本分（《申辩》，18A）。
在古代希腊的语汇中，peithein（说服）指一种与大众对话的特殊政治技艺，雅典为说服女神（Peithô）立庙也证明了说服技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说服技艺也称之为修辞（rhetoric）技艺。毋庸讳言，说服有“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的一面，即说服很可能是一种 “高贵的谎言”。但说服更有“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的一面，即说服有可能强化主流意见（doxa），使之上升为正义（right）、上升为主义（creed）、上升为理义（ideology）。《尚书·洪范》中所谓治民“三德”之一的“高明柔克”，即是一种中土儒家的说服技艺。
与peithein（说服）对举的Dialegesthai（辩证法）则指一种与精英对话的特殊理知(noetic)技艺，也径称为对话技艺，在苏格拉底式哲人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辩证法有可能引导中人以上的意见（doxa），使之上升为知识（knowledge）、上升为真理（truth）、上升为整全（the whole）。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一种保持哲人出离（detachment）身位的辩证法。如果你说“A是Z”，那么，苏格拉底会引导你在A中找到隐含的B、在B中找到隐含的C，然后指出C与Z的矛盾之处。如果你因此而自我颠覆了“A是Z”的命题，并陷入迷惘和痛苦之中，那么，苏格拉底会告诉你，这不是他的过错。由于苏格拉底从未肯定过“A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Z”，因此，雅典城里的贵族愤青模仿辩证法的调调，否定一切存在者的名分、乃至否定城邦的正义，更不是苏格拉底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