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分类与历史主义理想
对于李凯尔特而言，当他像十九世纪的大多数同仁那样把历史视为科学，然而又必须是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时，就注定了他是面对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自然科学获得巨大成功后的一两百年间，自然科学也的确实现了这样一种扩张的企图，即不但在物质的领域内它所拥有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而且在那些似乎本来并不能以物质这个词来概括的领域，它也按照它的普遍化的方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十九世纪弥漫的这种科学主义的乐观也同样地感染了历史学的研究，即使是在历史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德国，兰普雷希特也以他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虽然在兰克的光辉之下他是如此地孤立，但对历史主义的辩护却就此引发了历史哲学的革命，并终于在二十世纪背离了兰克的初衷。
实际上，知识本身固有的普遍性决定了它必然地会与科学亲密无间，而在西方，史学从来都不具有像在中国那样崇高的地位，因为既然它从一开始就被确认为只是一些关于个别的记录，既然个别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实在，而对真正实在的追求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全部内容，并由此扩展成为对于神的执着，那么这已经决定了这些深陷于柏拉图情结的人们乐意听从的就只能是那些用于提炼实在的准则的召唤，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才取代了原先的神。于是，科学时代来临之后，“知识本身就等于由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这个方程式是由笛卡尔和培根的时代到康德的时代几乎每一个主要的哲学家所得出的。”
就像形而上学的普遍概念曾经以自然哲学的方式侵占了自然科学的领地一样，被科学的力量唤醒了的对普遍概念的热情也让人们以同样的形式开始了对历史的演绎，那种被称为历史哲学的即后来又被称作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其实就只是一种历史 ，而它也就必然与历史学的研究水乳交融着一直到今天，阶段论就是一种残余。形而上学的信念被动摇之后，接踵而至地，人们便开始在历史学中推行自然科学的方法，虽然由于兰克学派的影响，它一开始就遭到了历史主义者激烈的反对。然而兰克虽然确立了历史学作为一种客观知识的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为科学，人们就始终会置疑它是否是有用的，而对它的种种论证则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自然而然地，即使是历史主义者也习惯性地宣称他们已经为历史学找到了新的科学方法，在这一点上，甚至柯林伍德也不曾免俗。
在抗拒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中成长起来的维护历史学科独立性的思想，我把它理解为历史主义。实际上，在历史哲学中，没有一个术语比“历史主义”被更经常地“利用和滥用”，以至“现在来纠正诸种误解可能为时已晚。” “历史主义”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论语文学”的一本笔记中，当时就已经有了后来的意思。从一开始，这只是一个用于哲学论战的术语，尤其是关于历史对于哲学的价值问题。施莱格尔用“历史主义”来反对18世纪的“通俗哲学家”将哲学概念强加于古代的做法，从而要大家提防一种“理论的但非历史的态度……无视个别的人”。而同时代的诺瓦里斯则轻蔑地把历史主义和神秘主义及“混乱的体系”联系起来，列入了一份五花八门的清单(费希特的，康德的，化学的，数学的，艺术的，等等)。 显然，“历史主义”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指向了人类历史发展独立性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自律，实际上后来人们尽管对它有极其复杂的使用，但在这一点上则是基本一致的，除了卡尔?波普尔之外。而在批驳兰普雷希特的运动中，在迈纳克那里，“历史主义”完全成了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教条。凯利称：“关于历史主义的态度，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它对‘基于自然法的模式’的敌视” ，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迈纳克明确地提出“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用个性化的观察过程代替对人类影响力的一般化的看法” 。这正是体现了兰克余辉之下兴起的历史主义的主旋律，而李凯尔特是其中的一位歌唱者。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之后，强调个别事实、客观史学和历史一致性的历史主义逐渐让位于怀疑历史客观性和一致性的主观主义思潮，然而正像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历史主义的核心便是要承认生命的非理性和自发的因素。而西方理性思维的传统对这些因素则无法应付” ，全部历史主义的目标在于维护历史学科乃至相关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自律，而其最终乞援于生命哲学则是必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