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旨在表达一种思想，即采取激进或渐进改革方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两种改革道路的绩效分析
考察一种制度转轨的绩效是个长时段的课题，通常需要经历了一种制度的萌芽、构建、运行到制度效应的充分体现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制度效应的体现又往往会经历时滞乃至曲折，最终慢慢稳定下来。俄罗斯和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才刚刚进行了十几到二十年，无论是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制度的转变还只能说是初步完成，不只是制度构建还远未完善，在传统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机制不能随之迅速转变的情况下，新制度甚至还不能有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效应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体现，甚至可能被扭曲。因而在这时候来评价和比较两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绩效一定是不完全的、也不能够很准确的。但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对此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分析和总结。
其一，从市场化制度的构建看转轨绩效。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采取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包括所有制结构、价格体制、对外经贸体制、金融银行体制都迅速地向市场机制过渡，尽管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断进行调整，但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0：20改变为2003年的20：80[1]（P82-86）。具体如银行领域，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银行破产和重组机制，自然人存款保险机制等一整套类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制度都已建立起来。2002年美国、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市场化的制度形成可以认为是十几年转轨取得的最大成效，经济部门的后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将大为弱化。
中国转轨20余年来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各环节也初步形成。但从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上，中国尚存许多制度性障碍，比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0%以上，但它不是在国有经济民营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目前仍是难题。在金融银行领域，国有银行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进入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加速解决，无疑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
其二，从宏观指标和微观层面看转轨绩效。
转轨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Ε。Γ。雅辛，莫斯科2002年版第292、417页；《转型中的银行》，Β。Β。波普科夫，莫斯科“ДЕКΑ”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网站。
*《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和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不尽一致，可能是采取了不同的统计口径的关系。
**这几年的数字是从俄罗斯学者的几篇文章中摘取的，数据原出处不详。2003年的数据没找到，是2002年的预测值，根据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看，指标应该比这个好。
***来源于俄WWW.VEDI.RU 网站，阿列克谢·维杰夫，“俄罗斯银行体系2003年发展结果”。
从上述发展指标来看，俄罗斯经济在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呈现一种衰退状态，转轨以来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生产急剧衰退、居民实际收入剧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1989年减少了一半，亏损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15.3%增加到1998年的53.2%，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中。这个时候，谁也无法认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效。
下面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改革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2003年GDP 达到116694亿元人民币（约14000亿美元），当年实现9.1%的增长，与改革前的1978年比增长了30倍，扣除价格因素，25年平均增长9.4%，从总量上已经排在世界第5-6位，大大超过了俄罗斯。2003年中国人均GDP 为1090美元，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注：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65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650-255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折算，中国的人均GDP 还要高些。改革以前，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5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中国还属于人均不超过250美元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2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保持了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