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着9月间日相小泉纯一郎的访朝和朝鲜总书记金正日承认“绑架事件”的存在，及随后5名生还者获准回返日本探亲以来，日本媒体就从未停止炒作这条新闻。
不管是哪一家大报，仿佛每天都在出版专辑；至于电视，则从一大清早到夜晚都在反复播映5名归国者的一举一动及相关新闻，并加以“解说”。难怪一名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留学生要在中国的网络新闻论坛版上称之为 “宛如在搞一场政治运动”。
针对如此统一口径且煽情的大量报道手法，个别大报偶尔也会穿插一些来自外界有识之士的忠告。但够讽刺的是，就在这些外界的专家学者提醒报人不要情绪化及不该诉诸 “狭隘民族主义”的同一天，渲染有关事件的报道与文章充塞于同一家报章的版面。
诉诸狭隘民族主义
对于朝鲜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绑架日本人的罪恶行为，日本当局与媒体要表示愤怒和提出抗议、谴责，或进一步向朝鲜进行外交交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并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的。但像日本媒体如此没完没了的炒作新闻，并导致朝鲜学校的学生置身于受恐吓与叽嘲的不安境地，却无法受人恭维。
正是在如此的氛围当中，日本兵库县知事、教育部门主管、私学总联合会会长、外国人学校协议会会长和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于10月2日联名发表紧急声明。声明指出:“自从绑架的事实被确认以来，日本国内的朝鲜学校及其学生就面对着被恐吓与叽嘲等压力，这是既不人道，也是令人感到可耻与惋惜的行为。”声明同呼吁兵库县县民发挥阪神大地震时日本人与外国人不分国籍与民族相互合作的精神。
在这回的有关事件中，也许说得最为中肯的是作家高树信子下列的一段谈话。她在对被她视为“宛如幼稚的男人的国家”的朝鲜进行抨击及对被绑架者的家属深表同情之余，冷静地指出日本(包括日本媒体)有必要客观地将此问题扩大至全亚洲的区域来考虑。她同时举出下列的事实:“在殖民地统治时期，日本人的货车开进朝鲜半岛的农村，大量载走了正在农耕的(朝鲜)男人。总数高达数十万。名义为‘带走’，但对于这些农民及其家属来说，恐怕也被视为与朝鲜所作所为没有两样，是绑架行为。”
不过，在媒体充斥煽情报道与言论的今天，任何人如果从绑架事件联想起战前日本统治朝鲜半岛，强行带走几十万朝鲜人当苦工的事实，就会遭到猛烈的反击，认为是在鼓吹“自虐”的言论和“相互抵销”论。
一提起自己国家的丑闻就认为是有损国家、民族的“自尊”与“体面”，是“自虐狂”，这当然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它有碍日本人与亚洲人民正常之交往，自不待言。因为，在广大的亚洲人看来，只谈自己的受害，而不对自己的加害行为进行真正的反思，是不可能获得信任的。其情况就如日本人只知道广岛和长崎吃了两颗原子弹，却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日本皇军在南京、新加坡与菲律宾曾给当地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一般。
除此之外，有人认为朝鲜的绑架事件是发生在战后的“当代”，而与日本统治朝鲜的时代背景不同，不该混为一谈。
鼓吹战前“强者有理”论
庆应大学一名老教授就振振有辞地说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是先进国追逐拥有殖民地的价值观被普遍接受的时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肯定殖民地统治的看法已销声匿迹，时代的精神已有了巨大的改变。以现在的时代精神来评估战前的殖民统治，恐怕并不是正确评价历史的态度。”
换句话说，论者旨在为日本的侵略贴上免罪符。其弦外之音是，在工业先进国你争我夺，强者有理的战前，殖民地人民就是活该被绑架与欺辱。
正因为有着如此这般的歪论及媒体紧抓煽情报道的手法不放，原本对日本有利，应该受到同情的绑架事件（近现代史上少有的日本受害事件），却沦为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工具，而未获得国际舆论应有的同情与支持。针对当前日本国内如此不寻常的政治空气，就连被日本视为最亲密盟友的美国的原驻韩国大使格雷也忍不住地表示:“（受害者的）家属的感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人）几乎完全没意识到日本在过去曾从朝鲜半岛大量带走朝鲜人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