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对泛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文学观念反动的日益深入，1949_1976年文学思潮之价值判断仿佛已然尘埃落定：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史以“五四”与80年代各自定格为一次启蒙高潮，而1949_1976年文学思潮则为塌陷于两者之间的低谷地带，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主导下的“反启蒙主义”时期（本文姑且用“反启蒙”来指称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然而，这种价值定位却主要缘于情感化印象、政治逆反心理抑或二者影响的交叠，而非理性的学术判断。这里，一种明显的、颇有意味的反对比不容忽视，即与两次启蒙高潮相较而言，被视为启蒙低谷的1949_1976年文学创作反而具有以下几大优势：一是较之短暂的五四与辉煌的80年代，其作为整体性文学肌体存在的时间量最大；二是较之启蒙文学创作主要限于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教化阵地，其读者的层次与数量均大大扩展；三是对受众的影响最大，且这种影响并不限于认识论意义上，更表现于人生选择、人生观所表征的深层生命意识。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对人们认清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及批判国民性弱点具有伟大的启示意义，但是面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性意义的命题却似乎无能为力。而《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红岩》等作品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一代至几代人的灵魂世界，甚而至今魅力犹存。①其区别还在于：启蒙艺术世界中追求个性解放的形象往往是倪焕之、蒋纯祖那样的失败者，他们要么像子君、魏连殳、金佩璋那样最终走上“回头路”，要么如陈白露、章秋柳一般堕落或死去。个性解放的理想、光明幸福的未来似乎永远与他们无缘。而受革命乌托邦影响的人则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总能够像夸父追日般向着一个既定的神圣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显然，恰恰是“反启蒙”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且启蒙效果要大得多，而功利性极强的启蒙文学反而尴尬地陷于启蒙功能的无效缺失状态。这说明“十七”年至“文革”文学必然蕴含着某种魅力独具的审美精神，它隐藏在文化/文学价值的深层结构之中。我认为这种深藏于内的审美力量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建构起了一种道德形而上主义。华子良可以装疯三年，那么多英雄志士能够大义凛然地面对屠刀和烈火，这钢铁般的意志是怎样缔造的？同样地，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梁生宝吃苦为公的惊人毅力？过去我们往往抓住这类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反个性主义精神不放，而影响了以理性的学术思考进一步探究其坚定动力背后的深层文化资源。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总是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实际内容上去理解艺术形象，而不能够冷静地从形式学、文化/审美逻辑的层面上进行学理化探讨。不妨暂且抛开诸如艺术形象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他是否缺乏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精神之类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发现，仅仅有一个堪以献身的目标和精神，并且其思想与行动完全上升为一种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自我表现”，这样的一个艺术形象就足以具备了发人深思的价值。
由此引申的命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是怎样处理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的？
启蒙文学的盲点：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辨
正如康德所孜孜以求者，“灿烂星光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需要一种道德形而上精神就像肉体需要阳光和钙一样。这种精神诉求意味着：个人终其一生恪守某种源于情感意志与价值理性的道德律令，甚至为之献身都是无条件的，其追求是永恒的，是比保持肉体生命更高一层的精神欲望，是更为本质的人之为人的灵魂的归宿。它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够赋予人生以终极意义。由于这样的道德主体是为道德而活着，因而他（她）总是幸福的，总是充实的，正所谓“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如果从“他者”的视角来看，道德行为主体所为之殉身者或许不值分文，因而被视为愚昧的、受骗的、缺乏个性自觉意识的“未启蒙者”；然而从主体自身的视角观之，结果则全然不同。江姐宁愿牺牲也不屈服，对她来说，这一行为更为本质的动力并非“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之美好愿望本身，而在于这种崇高的理想已内化为她一切幸福感、荣誉感、自尊自爱的源泉，随着血液循环而在体内流淌、沸腾 ，提纯、凝结为个体性的主动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此而献身便是其“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是她自我价值的最高意义的确认。因此，如果有谁以“生命第一”的原则提醒她，要求她，或者像卢梭所说的那样，“你不自由，我强迫自由”，这一切都不啻是对她的非难、侮辱，同样是对她个人权利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