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件心事，不，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说如果，你将来有了孩子，而且……她又不嫌弃的话，就把孩子送来吧……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懂吗？我养大了再还给你们！”
这是草原少女的爱情的呼唤，还是草原母亲的母爱的呼唤？这是在奉献自我还是要求对方？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因为索米娅最真实的感受不过是“没有那种吃奶的孩子，我就没法活下去”。如果说这是奉献，那么这奉献出自她不能没有奉献的对象，如果说这是牺牲，那么这牺牲是幸福的牺牲，如果说这是一个请求，那么这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请求啊。出自本能的母爱与超越自我的道德形而上就这样神奇地两极相通了。
对“二张”所代表的坚定不移的道德姿态，有人讥笑他们有“红卫兵情结”，其实这恰恰是批评者自身尚未脱去政治化思维的反映。“二张”提出的“纯洁的意义”与“拒绝宽容”的精神纵有一千个不合时宜之处，但对道德形而上价值优先的坚守的深远意义，却是任何讲究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者难以匹敌的。而且事实上，他们批判社会、反思历史的立场与反对者所攻击的日丹诺夫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倾向相去甚远。
不过，以“二张”为代表的创作在形而上与理性主义的探索两个方面结合得仍有乏力之处。也许是作家太急于拯救世俗了，隋抱朴作为一个民族苦难与家庭苦难的沉重的承受者与清醒的反思者，他对历史与人的道义审判与道德沉思的路向是充满警示意义的，但当他在对《共产党宣言》、《天问》一遍遍的咀嚼、钻研中找到答案时却是软弱的，尤其是当他将自己的道义付诸实践试图去拯救粉丝厂、拯救洼狸镇、拯救人类时，经验世界更是侵入了超验世界，混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野。如果作家让主人公继续沉思下去，即使陷入无穷的悲怆之中反而愈有审美弹性和文化价值。遗憾的是张炜后来的创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古船》时期作家对民间精神尚能保持着批判与审美的双重张力，但越到后期越倾向于单向度的浪漫主义式的自然回归，等到审美主体完全“融入野地”之时，我们看到的作家已不复是道德探索者和道德形而上的建构者，而更像是一个道德说教者、道德裁判了。同样，如果说《黑骏马》、《北方的河》时期的张承志只是渲染了一种浓浓的民间宗教精神及其美好而伟大的人性力量，那么经由《心灵史》，直至彻底归依并宣扬原教旨主义的哲合忍耶之时，他不免有些走火入魔了。道德的形上本质决定了它既是非功利的，也是反独断的，当一个答案被作为话语霸权试图对人们进行精神统治之时，既失去了审美的探索性，也背离了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初衷。所以，当“二张”极力恢复道德先验本质，企图以形而上的道德主义解决人性与文化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伟大的；但当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他们又是庸俗的、渺小的，因为这时他们已被中国作家特有的所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13的“庸俗气”“战胜了”（恩格斯语），因为那根堂·吉诃德式的充满悖论的长枪（形而上）最终变成了一杆光滑笔直的长茅（形而下）！
《圣经》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古老的犹太人，亚当夏娃的后代，挪亚的子孙，他们在漫长的迁徙中来到两河流域的示那平原，那坦荡如砥的大地使他们萌生了一个伟大的愿望造一座通天之塔。于是他们彼此呼唤：“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这就是著名的“巴别塔”人类形而上冲动的外化与象征，人性先验的一种存在形式。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建构也正是为了通往这座伟大的精神“巴别塔”，它所必需的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相互激荡的宏阔精神空间，“夜正长，路也正长”……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任何过大的理性概括与价值判断都不免充满更大的漏洞与冒险。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不妨画蛇添足两句：
我不是封建道德形而上主义者，我只是纯粹的道德形而上主义者。
我不是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者，我只是建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追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