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综上所述的思路，以古典文学的余脉为开端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先后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传统道德形而上主义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道德实用主义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80年代以思想解放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下阶段90年代的道德解构主义。90年代以降的文学既消弥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主体性、社会批判性和人性探索性，也解构了“反启蒙”文学的道德形而上精神，“放逐众神”的同时也放逐了人性意义上的“神性”冲动与“神性”价值，结果使创作思潮在道德这一维度上愈行愈远，终至走上不归之途。
这样说，绝不是要为1949_1976年文学思潮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无原则地大唱赞歌，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红色道德形而上被忽视的文学史价值及其对于今天文学发展的启示主要限于形式学层面上，它的伟大意义在于从审美精神与思维逻辑上警醒我们重建道德主义维度。就其实质性内涵而言，红色道德形而上往往被政治实用主义所利用，异化为后者为达到某种目的无往而不胜的手段。主人公形象多是一个政治上愚昧、经济上贫穷、惟独道德上强大的结合体。这就意味着，当他自觉在为自身、为自身的信仰而献身时，他实际上是“幸福地”做了另一种东西的祭品，“牺牲”一词在此完全还原为它词源学上的涵义。与古典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形成逻辑相类似，导致这一异化的内在秘密在于，某种强大而持久的政治力量将人们的非理性依附性、盲目性、冲动性、意志力、原始力量、宗教崇拜、献身欲望等等充分激活，使其整合为一种表面上符合人类理性要求自尊自爱、自我实现、历史责任感等等的理想主义体系，从而达到个人主义上的灵魂归宿与外在的政治目的相合一的超越性境界。一言以蔽之，这种人性逻辑与社会逻辑的超常结合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理性化”体系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道德主义应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称其为“反启蒙”主义思潮在这一层面上是合理的。
同样，以道德实用主义来反思启蒙文学思潮也绝不是无原则地贬低它伟大的现代化价值。饶有意味的是，启蒙思潮的哲学基础与“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本质仍然相反相成，一方面它表现出坚定的理性主义底色，同时又能将人的理性解放通过人的非理性对象与审美形式进行实践性的探索，情感、理性与意志诸因素以相互激荡的方式建立起一种非常可观的启蒙动力学体系。尽管它往往沦落于道德形而下的实践性层面上，但其中所隐含的“理性的非理性化”机制却是不容忽视的。
这样，“反启蒙”文学思潮的优长是建构起了道德形而上主义，但其非理性主义的恶性循环机制也是极大的缺陷；而两次启蒙文学高潮之长短正与此相反。我们民族未来的文学应该将二者的优长综合起来加以扬弃，既不能只取其一，也不宜全盘弃置，更不能反取二者之缺陷（像90年代以来的“后先锋”、“新新生代”、“身体写作”乃至“售肉文学”等，在上述两种层面上都走向了歧途，彻底陷入了道德的非理性主义和文化的虚无主义）。应该说，新时期以来的有些作家是有这样的自觉意识的。韩少功、王安忆、张承志、张炜的大部分创作在解构了过去的政治乌托邦神话以后，转向从丰富的民间汲取价值资源，从而在民间原生态的非理性力量与创作主体的理性气魄之间构成一种审美张力。尤其是“二张”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讴歌尤具显著的形而上重建意识。张炜《古船》所提出的命题是富有代表性的：怎样才能使民族文化这条古老的破船驶出港湾走向世界？换言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在我们民族范围内实现人性的解放？在我看来，张炜的意义尚不仅在于它对科技理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封建宗法主义、国民性格、世俗化倾向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一一作了质疑和否定，而在于他试图在此基础之上还原道德主义的先验本质（躲在老磨屋里长期深思的隋抱朴就是作家形而上冲动的形象代言人）。张承志让主人公骑着那匹充满原始野性的黑骏马进入现代文明，也正是为了警示未来的人们且勿断绝那来自草原与大地的道德动力。《黑骏马》中索米娅对白音宝力格说的一番话让我至今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