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这种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对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否弃、反动，反而是对它的坚守、超越和升华。研究界习惯于用“政治、伦理化”来批判反思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泛政治意识形态性，殊不知，这种从所谓人文精神或人道主义出发的自由主义话语是极其笼统的。“政治的伦理化”与“伦理的政治化”应该是并不等同的两种境界，前者意味着人性的社会学层面的确立，社会人生的政治性因素业已转化为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情感诉求、一种由衷的宏大叙事情结、一种普遍性的“民间精神”。1949_1976年文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将道德实用主义上升为革命道德形而上主义，还原了道德主义的先验本质。由于它的内涵与古典传统道德主义已经不同，不妨称之为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政治性已与主流政治话语失去了直接关联，而成为一种自足自律的审美道德体系。也许只有像《虹南作战史》、《决裂》、《欢腾的小凉河》之类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伦理的政治化”，此时它们已堕落为“阴谋文学”、“影射文艺”，不足为凭。当然更多的作品并不能达到完全“政治伦理化”的道德叙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表面的红色话语，体验潜隐其间的审美超越性。像文革时期的八大“样板戏”至今为许多人所迷恋，欣赏者绝不是去追忆往昔政治环境、政治路线，而完全是因为政治躯壳背后的东西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渴求与阅读期待。12因此说，道德形而上只有在被政治实用主义利用的情况之下才是“不道德”的，正所谓“启蒙，启蒙，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但在与政治保持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它则是必不可少的。
过去我们常说，历史垫高了新一代人的起点；现在又以“祛魅”化为理由倡言“历史终结论”、“文学终结论”。随着启蒙主义走向后启蒙主义、存在主义，理性主义走到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更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对象。人们在以趋新为时尚的文化氛围中，热衷于言说“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新千年”等关键词，却忘记了探究这个基本的文学命题：越保持、发扬鲜明的民族本性，我们的文学才越有价值和可能走向世界，挤身于全球化的艺术王国；而保持这种个性的前提在于必须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给予充分的估价和定位。现有反思性工作的特点是“教训多，经验少，破坏性大，建设性小”，批评界、研究界丧失了诊断文坛并为创作界提供建设性构想的功能，文学创作总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混乱状态。因此，如何认真冷静地从现当代文学史中吸收有益的审美遗产，应该是不容忽视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方向：道德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辨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思潮与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同一步调，没有从政治上的防“左”反“左”、拨乱反正中独立出来，就像当年五四先驱将古典文学一律斥为“死文学”一样，1949_1976年文学的伦理审美遗产也被新时期的作家们十分情感化地断然拒绝。结果，从“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文学再度染上道德实用主义的软骨症。舒婷诗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道德的新与旧固然判然分明，但其道德境界的低与高岂不同样一目了然，前者毕竟是一个有灵魂支撑的超越性的意象，后者则过于“脚踏实地”了。我不是说后者不如前者具有进步意义，只是说仅仅是“在爱人肩头痛哭”是远远不够的，在道德逻辑上它还不足以作为“一棵树”的形象与前者“站在一起”，更不足以取代前者。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作家们将政治道德化，然后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道义的控诉，人道主义、人性解放只是飘浮在解构政治神话的工具性层面上，远未取得审美/本体的价值。从寻根文学到现代派，作家们抛弃了此前文学的政治/伦理叙事，开始深入到文化、心理的深层，并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对人生本体价值与意义的追寻。但同五四启蒙急于“解决问题”的心态相似，寻根者并没有寻到价值重建的资源，“寻根”陷入了要么“返古”要么“掘根”的悖谬；现代派经过价值迷失之后的躁动不安，终于坠入“新写实”的侏儒主义哲学。从朦胧诗到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本来一直贯穿着一股弘扬人性的乌托邦情结，但一则它的声音十分微弱，不能改变整个80年代的道德实用主义倾向；二则作家们在相对主义价值观流行的时代又没坐稳“人文精神”这把椅子，顺势将道德形而下进一步推向90年代道德解构主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