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守主义者的曲解掩盖了20世纪道德革命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又导致了新文学史写作另一个症候的衍生
红色道德形而上：新文学史的“正”“反”“合”之辨
一直以来，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总不外乎两种格局：一是“三分法”，即将其划分为1917_1926、1927_1936、1937_1949三个“十年”；二是“两分法”，即将其分为五四文学（1917_1926）与20年代末以后文学（1927_1949）两大阶段，有的还将第二阶段的下限延至70年代末。无论“三分法”还是“两分法”其根据都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五四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文学思潮在20年代末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向，从此群体意识、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取代个性解放意识占据了新文学的主潮。80年代文学则是对五四精神的回归和超越。这样，20世纪文学走过的似乎正是一个“正反合”的路向，体现了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必然规律。可是，我们不妨冷静地思考一下：那个180度的转向真的存在吗？“正”与“反”果真如此截然对立吗？让我们循着另一种思路回到本文开首的“启蒙”与“反启蒙”问题。
首先，反启蒙文学思潮不仅不是对启蒙文学的反动，在某种程度上它恰恰是后者自身发展的结果。1940_1970年代的主流文学既然被视为“反启蒙”思潮，那么就应该有一个正题，也就是“正启蒙”，后者的追求被前者反其道而行之。而实际上这个严格的“正题”是不存在的，所以“反题”一说亦是虚无缥缈的。前面提到五四启蒙文学世界中的觉醒者人物往往是悲剧形象，那么，那些在死亡的坟头上罩上花环的启蒙创作又是怎样呢？《药》的这个经典式结尾本来就源于夏瑜是反对清王朝、拯救天下苍生的革命党。《倪焕之》的主人公在经历了教育救国、个性解放及群众运动的一系列打击和失败后，再也无力回天，弥留之际他说：
“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一个个希望抓在手里，一个个失掉了……成功，不是我们配受领的奖品，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让他们去受领吧！”
这“全然两样”的人和道路到底什么样呢？曹禺作为一个出色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其代表作（尚不包括《明朗的天》等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品）历来被认为代表了戏剧领域启蒙文学的实绩。他的力作寓示的又是怎样的启蒙方向呢？如果说代表光明和前进的力量，在《雷雨》中还只是一个不很成功的工人个体（鲁大海）和作家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朦胧的甚至不很统一的意识；在《日出》中，则代之以一群打夯工人的沉重夯声与高亢歌声的混合，以衬托作家的希望和理想之所在；而在《北京人》中，这一追求终于有了明确而光明的结局，因为瑞贞与愫方这两个心灵善良而又最受欺压的妇女，终于逃出了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奔向了祖国当时惟一的光明之所在革命圣地。这一结局使她们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含笑向过去告别的人物。而郭沫若干脆直接让舞台上的屈原潜入汉北人民中间（发动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传统思想资源的彻底失败，而正是其内在推动力发生作用的结果。”⑩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信念使建国前、后文学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性与承传性。可见，如果说悲剧性启蒙文学只是从否定的方向证明了任何个人主义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那么更多的启蒙作品沿着叶绍钧等现实主义作家“为人生”的现代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解决了一个人人都要追问的方向与道路的问题。而“十七年”文学不正是将这一答案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的吗？既然方向已被确定，接下来的任务自然是如何永葆胜利果实的问题、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时间开始了”11，徘徊者为改造的洪流所“刷新”或者淘汰，英雄形象“在烈火中永生”（《在烈火中永生》），“新人”形象则勿需犹豫地走上“创业史”（《创业史》）。
其次，反启蒙思潮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个人解放、自我实现的表现。自从80年代中期掀起“重写文学史”热以来，各种版本的新文学史层出不穷，但都存在着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评价五四文学时以“个性解放精神的表现”加以褒扬，对20年代末以后的社会性文学则以“反映了从个人奋斗、个人反抗到阶级斗争、集体解放的转变”做肯定性判断，而对“十七年”至“文革”文学则又以“反个性、反人性”进行价值否定，这种价值评判的“二元标准”现象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同样早已熟视无睹、见惯不惊。实际上，由于五四启蒙主义对新道德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那种词源学上的对立意义已被打乱，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混沌的价值结构。在现代作家这里，前者与后者往往彼此阐释、互为证明、循环引征，在某种程度上个性解放与集体解放、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趋于统一。换言之，其一，20世纪文学缺乏真正的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因为它被实用主义化了；其二，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也不再是纯粹的“为他主义”，因为它被信仰化、个人主义化了。前者主要是现代文学思潮的深层文化逻辑之所在，后者则更多地体现在建国后文学创作思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