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所谓“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从一而终”之类的道德要求不过是一种规范而已，完全是一个形而下的实践性命题，它自身并不具备真理性的终极价值，它必须接受人性发展与社会实践的检验。以这样的“高度”观之，那些不觉醒者的愚昧、麻木、劣根性自然一目了然，封建主义对人的吞噬力之大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现有研究对五四以来启蒙文学的这一主题基本是取此论调。但仅仅取这样的眼光是不全面的。就像一个热衷于在世俗人生滚爬摸打的人不会理解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内心世界一样，我们也忽视了传统道德的实践者思想情感的真正秘密。实际上，封建道德主义在中国早已实现了它宗教化的功能，至今仍然充满着强大的力量（人们常说的传统惰性？），它是中国的民族宗教，其核心秘密即在于将形而下的命题上升为形而上的终极性命题，将非理性的、外在的东西凝固为理性的、内在的东西，使其信仰化、永恒化、绝对化。一旦完成这种逻辑置换，它就具备了自足自律性，产生了自动力。这就意味着，“从一而终”对一个女性来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有形的道德规范，而最终成为发自内心的价值诉求，换言之，不是别人要求我“从一而终”，而是我主动追求“从一而终”（事实是浓厚的封建主义环境反而往往逼迫一个人违反它所标榜的道德，像祥林嫂、爱姑，像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姜静珍，她们对“从一而终”的追求便十分富有“战斗性”），我为此付出无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也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本能式的思维”，“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②。由此，被“毒害”的人们，其悲剧就不再是一个封建主义如何“吃人”的问题，也似乎不再是一个“自吃”的问题，而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命题了。
所以可以说，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新文学“道德革命”的盲点。由此，我们不妨挖掘一下20世纪表面上纷纭复杂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所遮蔽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命题。
“道德革命”的盲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辨
鲁迅说，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句名言便典型地透露出新道德革命的内在悖谬。娜拉的别无选择显然正是作家在形而下层面进行言说的结果（这类形而下的主题总是通向“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或“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翻身是个性解放的前提”之类的“正确”结论，历来的文学史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这类作品的）。娜拉、子君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三条路可走呢？鲁迅本人不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妨说，她们本来就有两条之外的无数道路可走，只要她对新道德的追求是无条件的。打个庸俗的比方，涓生的爱情没有了，不是还有张生、李生吗？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活需要不断创造。涓生通过痛苦反思所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所谓“人生要义”是什么呢？“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看似深刻的答案是多么简单，这铿锵作声的真理是多么实际！再看茅盾《创造》的主人公君实一个追求新道德追逐理想爱情的新青年，他知道社会不会准备好一个理想的女子等他来娶，便决定找一个“璞玉”一般的姑娘“亲手雕琢”。他找到了娴娴，并煞费苦心地一步步将她从一个见到谁都怕羞的古典型女性“创造”成一个有思想有见解、大胆泼辣的现代新女性：在那些太太小姐队中，“她是个出色的人儿：她的优雅的举止，有教育的谈吐，广阔的知识，清晰的头脑，活泼的性情，都证明她是君实的卓绝的创造品。”然而，那个成功的创造者却陷入了无穷的苦恼之中，因为被创造的夫人在“精神上一天天的离开他”，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君实的沮丧、“绝望”情绪，表现为又一种新道德庸俗主义化的典型。
道德实用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特点是将道德与知识、信仰与功效、灵魂与人生不加分离，不划“边界”，像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就认为，现在所谓旧道德全是宗法时代的遗传，和现代的生活每每矛盾。非特不能达到人生向上的目的，而且使人堕落在九渊之下，感受许多苦痛的人所以认它为道德，还不是为习惯所束，不曾仔细在它的效果上着想吗？俞平伯在对《我之节烈观》做了这样的解释后，也明确指出：“道德必须有灵性，有意识，能达幸福的目的，能满人生的要求；所以道德必和社会的真相吻合，必不和幸福的效用相矛盾。道德其名而习惯其实，真可谓之伪道德了。”“道德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一般所谓道德，偏要造出苦痛。”“人生和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一刻不能相离，人人都该提起注意，发一点觉悟。我们因为认定道德是达到人生最大的希望的惟一方法，所以要竭力讲究它，遵守它。那些与我们目的相反的伪道德，便该加以破坏。”③由于新文学作家们对新道德只做如此实用主义化的理解，子君们不能将新道德转化为形而上的追求，因而一旦条件发生变化，灵魂无以归依之时，潜隐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旧的道德形而上便乘虚而入，这岂止是传统力量强大与否的问题，实乃文化逻辑之必然。与五四道德革命失败的根源如出一辙，新时期以来的新启蒙文学思潮同样未能建构起道德形而上主义。追求爱情自由、追求个性独立、追求经济翻身、追求人生原欲、追求享乐主义……各种创作思潮将人性开掘得足够丰富了，但“幸福很多了，可幸福感没有了。”正如《无主题变奏》中的人物所说：“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