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诗文的解构及其观点
中唐至晚唐 , 与社会政治和士人的心态的剧烈变动相适应 , 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求奇尚怪在形式与风格上嘎嘎独造的文学潮流。因为这一潮流所致力的 , 是对唐以来已臻成熟、稳定的艺术范式的拆解和颠覆 , 故可称之为“解构”的潮流。这一潮流的中坚 , 就是韩愈和他的追蹑者 , 而韩愈是其思想领袖和开风气之先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 , 韩愈在文章上所革除的只是齐梁以来的骈偶风习 ,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 从唐向前推算 , “八代”之衰 , 是从汉代开始。这就是说 , 韩愈不只是齐梁骈偶风习的涤荡者 , 他也是振起汉以来文章衰风的人。苏轼的这种说法 , 与韩愈自己关于文章革命的对象的说法是一致的 : “唯古文章必己出 , 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 , 从汉迄今用一律”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足见他所努力矫正的 , 是汉以来就逐渐形成 , 而且直到他所处的“今”还依然存在的“一律” , 亦即传统的、固定的文章风格和范式 , 而不只是隋人眼中的“编句不只 , 锤句皆双”的齐梁骈体。韩愈这种改革的矛头所向 , 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章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 比如韩愈曾对自己所写的应试之文表示羞愧 : “自取所试读之 , 乃类于俳优者之辞 , 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 《答崔立之书》 ) 。所谓“类于俳优” , 显然并非指四六骈俪的形式 , 而指的是言不由衷 , 鹦鹉学舌。又说 : “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 , 下笔令人惭。及示人 , 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 , 亦蒙谓之小好 ; 大惭者 , 即必以为大好矣” ( 《与冯宿论文书》 ) 。所谓“俗下文字” , 当指他出于应酬而作的赠答和墓志一类的东西 , 而韩愈所写的这些东西也并不是骈体。再从反面来说 , 倡导古文的韩愈也并非绝对不写骈文 , 如他被后来的追蹑者孙樵誉之为“拔地倚天 , 句句欲活”的代表作《进学解》 , 其中“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 , 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以下一大段文字就皆用排骈。而他贞元十一年所写的《感二鸟赋》、十三年所写的《复志赋》、十六年的《悯己赋》、十九年的《别知赋》 , 也都是骈俪之文。另外 , 在《与冯宿论文书》中 , 韩愈说 : “辱示《初筮赋》 , 实有意思。但力为之 , 古人不难到”。写骈文亦可“有意思” , 亦可“到”古人 , 可见他所推重的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偶。
再从唐以来文体的发展情况来看 , 《新唐书·文艺传》曾把韩愈以前的唐文的轨迹分为两个时期 : “高祖太祖 , 大难始夷 , 沿江左余风 , 絺句绘章 , 揣和低昂 , 故王、杨为之伯” , 这是沿袭六朝余风的时期 ; “玄宗好经术 , 群臣稍厌雕琢 , 索理致 , 崇雅黜浮 , 气益雄浑 , 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 , 诸儒争自名家” , 这是盛唐以来以苏颋、张说和一系列古文家为代表的对六朝风习的矫正时期。我们看《全唐文》 , 可发现盛唐以后人所写的文章 , 有不少已打破六朝的四六骈俪 , 从追求辞采转而追求理致和立意。但在文章的表现方式、行文体格以及美学风格上 , 却总有一种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代代相沿的东西 , 它作为一种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和范式 , 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一般人著文手惯笔滑 , 会不自觉地落入这传统的窠臼。这种隐性的窠臼 , 才是中唐后韩愈等人所努力冲击的对象。
为了实现拆解既定话语结构的目的 , 韩愈对于文体 , 并没有像他以前的古文家那样 , 提出要以儒家的经典作为固定的写作蓝本 , 而是“破”字当头 , 不认可任何既定的范式。他对于古代圣贤 , 是“师其意 , 不师其辞”的 , 所谓“意”即精神。什么是古人最可贵的精神呢 ? 在韩愈看来 , 那就是他们的“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精神。他说 :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 , 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 , 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 ? 汉朝人莫不能文 , 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 , 不自树立 , 虽不为当世所怪 , 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 , 不用文则已 , 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 , 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 ( 《答刘正夫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