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开始模拟生物小循环，构建出了一个利用天然生物能源推动的物质循环利用的经济模式――定居农业。这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标准的“循环型经济”模式，即生态型经济模式，因为其中的物质是完全可以循环利用的，在有的地方，由于人类有意识的积极干预，生态状况甚至得到了改善，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使熵增得到了抵消甚至出现了熵减，但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农垦活动的加剧，当自然资源（主要是生物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再生速度的时候，也带来了局部的环境退化，这个时期总的趋势是熵增开始大于熵减。
工业社会的诞生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一个突变。工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在于：使用了深度加工的材料、矿化形态的能源以及密集处理的信息。深度加工的材料很难在自然条件下降解，矿化能源的开发严重改变了元素的天然流动，而信息的密集处理则使生产高度集约化，从而加剧了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速度，同时加剧了其他各种环境要素组织程度的降低。这样，自然界的熵增速度就大大超过了负熵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危机。
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最初认识就是污染，解决办法是在污染物产生之后用技术手段将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这种方式被称为“末端治理”。但是，污染物的处理不仅牵涉到技术，而且牵涉到利益，其中，利益是技术处理的根本动力，由于单纯的无害化处理只有社会效益而无经济效益，污染治理者只有投入毫无回报，所以无论社会施加多高的压力，末端治理也总是治不胜治。
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经后人们看到，污染的本质是自然资源的低效利用或无效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消费完结后产生的废弃物，实际上是地位错置的资源。如果对生产全程进行技术改造，使得原材料和能源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得到多层次的、尽可能充分的利用；对于产品消费完结后转化而成的废弃物，进行有效分类，重新作为资源进入生产，那么就会有效地减少甚至完全杜绝污染物的排放，既能提高经济效益，也能取得生态效益。这种方式称为“清洁化生产”，也叫“全程治理”，所谓“循环型经济”遵循的就是这种思路。
应该说，“循环型经济”的出发点是善良的，而且也确实比末端治理的思路大进了一步。从表面看，它是对自然界物质循环的一种模拟，所以赢得了一种生态型经济的美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经济，但只要略做认真推敲，就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在自然界的运动中，生态系统的运动比起生物体的运动来，是层次更高的运动。我们认为高层次的运动中包含着低层次的运动，而且要求承认低层次运动在高层次运动中的有效性，但并不承认用低层次运动模拟高层次运动的有效性，特别是要用用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来模拟生物体运动，目前显然面临巨大的障碍，更遑论生态系统的运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人曾经在亚利桑那沙漠中精心构建了一个名为“生物圈-2”的人工生态系统实验，让来自美国、英国、比利时的8位科学家在其中生活2年，结果未待实验结束供氧就出现了问题，最后不得不由外界提供氧气来维持参试者的生存。
当然，我们不能断然肯定人类永远不能突破人造生命和人造生态系统的禁区，但即使能够达到这一步，也不可能构建出“循环型经济”，因为即使对于天然生态系统来说，也只有物质的循环而没有能源的循环，而所谓经济，是既离不开物质，也离不开能源的。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出，违背能量守恒的过程（例如永动机的工作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遵守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的过程就一定能够实现。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热传递有方向性，并进一步引出了熵增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地球上所有被利用的能量，最后都会以热的形式向太空释放，至于释放到太空的热如何重新聚集起来以及人类如何开发利用，这不是在地球生态圈内讨论的问题，就是在宇宙空间，也不是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能讨论的问题。根据熵增原理，物质利用之后，其熵必定增加，自然界固有的熵增趋势加上人为的熵增，很难通过简单的方式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