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加上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资本流动，公开市场操作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措施。不过，迄今为止，它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政策工具。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国家都采用过这种政策，大多数资本流入也是靠这种操作来对冲的。当然，各国的情况，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例如，1990年上半年的智利，1991——1992年的印尼，1991——1993年的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几乎完全依靠这种措施来应对国际资本流入。智利在1990年下半年降低了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和强度。但是，为了抵消部分资本流入，韩国、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自始至终都采用对冲政策。
(2)准备金要求。提高准备金率会降低货币乘数，也会抵消中央银行因为干预汇市而引起的货币扩张。这种政策的优点在于，能够在不增加准财政成本的前提下降低银行的贷款能力。但是，增加储备金也有若干缺点。首先，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趋势发生逆转，阻碍了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长期下去，会引起金融脱媒化。结果，资金流向非银行金融部门，货币扩张的局面无法避免。最后，同公开市场操作类似，这种政策也将进一步刺激资本流入，因为它迫使国外借款增加。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是，许多国家在资本流入期间为了降低货币乘数，还是使用过这种政策工具。韩国(1988——1990年)、马来西亚(1989——1994年)、菲律宾(1990年)和斯里兰卡(1991——1993年)在各自的时间段里都提高过国内政策性存款的总准备金率。斯里兰卡、智利和秘鲁对金融部门的外汇存款还有边际准备金要求。当然，这种政策严格地说属于资本控制范畴，因为其目的是限制某种类型的金融负债而不是限制总贷款。提高准备金率之后，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货币乘数有所降低，菲律宾、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则保持稳定，但智利的货币乘数反而上升。
(3)公共部门存款管理。这种政策措施是将公共部门存款或养老金存款从银行部门转到中央银行。如果政府存款被计入货币存量，这种政策实际上相当于100％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如果不算作货币存量，它又与公开市场操作类似，区别在于中央银行不必对存款支付利息，从而避免了准财政成本。与存款准备金不同，公共部门存款管理不必对金融部门征税，但是，它的缺点在于，作为政策工具可获资金对它的制约太大。另外，银行存款难以预测的大变化，给银行现金头寸管理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政策运用并不广泛。使用过这种工具的主要有马来西亚(1989年，1990年，1992——1994年)、菲律宾(1992年，1994年)、泰国(1987年，1992年)、以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
2．汇率政策。为了避免因资本流入而引起货币扩张，可以通过名义汇率升值的办法减少国际储备。这种政策有以下优点：第一，它把货币供应量同资本流入隔离开了。汇率的伸缩性越大，隔离的效果越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大。特别是当资本流动有可能逆转而金融监管又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其优势越发明显。第二，因为汇率有伸缩性，实际汇率升值可以通过名义汇率升值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方式来释放。即使名义汇率同通货膨胀有因果关系，但前者一旦升值，后者可能更低。第三，名义汇率的可变性意味着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这会抑制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
但是，如果名义汇率升值，就会损害贸易品部门的盈利性。如果资本流动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实际汇率有持续升值趋势，战略部门(如非传统出口部门)将会遭受打击。即使资本流动不具有持续性，实际汇率也会变动。这对贸易部门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如果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很大，就会破坏实际汇率的稳定性，从而对贸易平衡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如果金融欠发达，不能为防范汇率波动提供套期保值的有效工具，贸易品部门将深受其害。
一般来说，为了降低因完全浮动而引起的汇率风险，为了降低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带来的成本，许多国家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亚洲国家里，印尼在1994年放宽了汇率变动幅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自1992年以后一直允许汇率有更大的灵活性。另外，韩国自1992年以后也对汇率的日波动范围进行了调整，放宽了波动的上下限。在拉美，秘鲁采取了“肮脏浮动制”；而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则引进了爬行汇率制，这是介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的一种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