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个规则涉及对他国金融机构的渗透，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代表多次下来做中方工作，最后结果是对它进行了弱化，吁请缔约国在不影响本公约的任何其他条款的情况下，将各种区域、区域间和多边组织的有关反洗钱倡议“作为指南”。
“这样一来，反洗钱四十条指导规则就只是一个参考，而非一个标准，双方各退一步，但他们的让步更多一点。”郭说。
在历经11次艰苦的谈判后，2000年12月12日，联合国在意大利举行签署仪式，中国当天签署该公约。之后两年，中国对文本进行了通盘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最后认为，中国法律与此公约虽然有差别，但无原则性的冲突。因此外交部于去年年底向国务院提出批准建议，今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批准了这一公约，并将于9月27日正式生效。
这仅仅是对外逃贪官敲响的第一声丧钟，另一个即将在年底提交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将在更大程度上超过前一个公约。（详见3版报道）
障碍仍然存在
是不是批准了这些公约，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答案并不那么乐观。
“不少人理解为只要有了这个公约，即使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也可能将罪犯引渡回来，这是错误的。”长期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自力分析说，公约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书，属于非强制性的，实际上还是受有无双边引渡协议的限制，即使有公约，对方也可因为没有双边协议而拒绝引渡。而这些，同样取决于两国关系和具体协商情况。
他说，公约的生效，只是奠定了一个国际法的基础，可以作为一个法律依据，但如果一个缔约国不执行公约，也没有什么具体制裁措施，“这就是国际公约的限制性。它的落实，要靠缔约国之间的协议，靠本国法律与国际法的衔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公约之后，这部国际法便成了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如何使之与整个体系兼容匹配，如何弥补刑法与国际公约的距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秘书长卢建平教授认为，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实际出发，修改自己的法律，适应全球开放环境的需要，“我们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还认识不清楚，认为我们自己的法就行了，缺乏全球的眼光。好在央行关于反洗钱的规定，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