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既是正在现代化途中的国家，也是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就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代表。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原教旨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究其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现代化
里亚·格林菲尔德（Lian Greenfield），当代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著有《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等。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社会学、经济学的分析，惊奇地发现，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由此，他认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所谓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以下主要根据日本的个案，来解剖格林菲尔德所说的“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的关系。
一、“叹为观止”的日本现代化与西方解释日本现代化的困境
“无论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经济转型多么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的现代化[1]仅用了不到二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2]从历史上来看，“日本人是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日本似乎也是第一个从封建社会体制直接跨入工业化的国家。”由于日本距离西方国家如此遥远，文化社会政治传统又如此鲜为人知，迄今“日本似乎新奇而陌生，令人难以捉摸。”故此，“对西方观察家而言，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她都是个难解之迷，如同她在政治领域时而表现的一样。”[3]然而，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西方学者依然我行我素地以欧洲的历史经验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既令人“困惑不解”，也造成了“谬误和混乱”。他征引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的告诫：不要“用对欧洲历史研究也未必适用的传统方法来对付远东的历史研究”，“欧洲没有可借鉴的先例”用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4]
二、日本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解释
对迅猛异常且颇为成功的日本现代化的解释在于日本民族主义同样非同凡响，迅猛异常且卓有成效的发端和传播。“日本现代经济的萌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产物”[5]。日本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非常接近于欧洲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式。除了英国以外，同其他各国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舶来品，但引进后由于本土的原因而生根立足。而其本土化的原因，则与“本地的民族主义形成前的传统有关的文化差异及其引进的境况”有关。[6]格林菲尔德并不否认日本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就已经具备了某些滋生现代经济的条件。“从经济角度看，日本许多世纪以来在东亚社会中始终是一枝独秀，其发达程度大概不亚于西方最先进的前现代经济。”这些条件的存在减轻了向现代经济体制过渡的困难，也“加速了由民族主义所激发的对经济重新定位的过程，亦可部分地解释其高速发展的原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