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本文的结论仍然有效：高薪养廉制度使腐败的成本提高了，它将导致腐败数量的下降。
（四）高薪养廉的局限性我们从人性的私本质、人的需求层次和法经济学三大理论视角论述了在权力社会中，采取高薪养廉制度是有助于廉政建设，对抵制腐败是有作用的。但是高薪养廉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它并非天然地就是反腐败的利器，也不是想实行就能实行了的。
我们在上文论述中已经反复指出，权力之所以趋向腐败，是由于权力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人性的私本质和权力的异化可能性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高薪养廉制度对权力的稀缺性和权力的异化没有影响力，它仅仅是针对人性的私本质而提出的。同时它在解决人类私本质在腐败中所起的作用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承认这种私本质的客观性，并在适当的范围内通过合法的手段予以满足，以使一部分潜在的腐败者因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并且它还通过增加腐败成本来作用于私的人群，使手握公权力的人们在私本质的作用下趋利避害而放弃腐败的企图。但是，我们在承认高薪养廉制度的有效性的前提下，也应当看到其局限性。正是由于高薪养廉不是从根本上抑制人类的私本质本身，而是与私本质妥协的结果，所以它在反腐败上是具有不彻底性的，这种不彻底性也导致了它的局限性。此外，一个国家实行高薪养廉制度也不可能不受到其它条件的限制，如果不顾客观状况，而不去改变那些限制高薪养廉制度实施的条件的话，只盲目照搬高薪养廉制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除了高薪养廉本身的内在局限性之外，还要受到外在法律环境的制约。
高薪养廉的内在局限性是指高薪养廉制度本身对廉政的促进作用或腐败的抑制作用所具有的局限，具体表现为：
首先，高薪养廉制度对法制建设具有依赖性。高薪养廉要发挥较好的养廉作用，必须依赖于严明的法制，它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反腐败的功能。从上文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无论是高薪养廉作用于预备成本还是作用于处罚成本，它的效果都需要与“被处罚的概率”相乘的。这个概率是大于0而小于1的一个数，这个数就是法制严明程序的集中反映，法网越是严密，腐败就越容易被发现和处罚，以腐败者来说，被处罚的概率就越高，反之亦然。所以高薪养廉的效果会被法制严明与否成倍地放大或缩小。这不但是理论上的推断，而且我国历史上的成败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上文提到的高薪养廉在清朝雍正年间高薪养廉起到了较好的效果，而到了乾隆年间，同样的高薪养廉制度却起不到同样的养廉效果，关健就在于惩治腐败的法制开始废弛了。不难设想，如果任何腐败行为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当然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因为“被处罚的概率”可以接近于0，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等于0），高薪养廉的预期效果就将丧失怠尽。而只有在被惩罚概率无限接近于1时（同样只能接近，而不可能等于1），高薪养廉的效果才能被发挥到最大。
其次，高薪养廉制度无法防大贪。因为高薪养廉并不是从根本上抑制人类的私本质入手，所以它只能对腐败起到一定程度的预防作用，只能从数量上抑制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而从质量上看，大贪、巨贪却难以受到高薪养廉制度的抑制。因为高薪养廉只是提高腐败的成本，却不是消除腐败的根源，那么尽管它可以减少腐败的总量，但是对于个案来说只要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的成本时，腐败就仍然会滋生。例如从行贿者的角度来看，在高薪养廉制度下，他要取得相同的行贿效果，就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财物，这可能会阻却一部分行贿者，但是当收买公权力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所需要付出的行贿成本时，他也会乐意多付一部分财物，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仍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又由于无论怎样的高薪，与现在已经查获公布的那些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贪官的犯罪数额均无法相比，所以在这些巨额腐败的诱惑面前，高薪养廉的作用就较难显现了（当然也并不是说就此毫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