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也必须重视“高薪养廉”与“以德养廉”的结合，尽管德不是法律所调整的内容，但是其作用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说到底，高薪养廉其实也是通过人的内心心理起作用的。例如新加坡就大力开展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廉政道德教化，成为东方文明的礼义之帮。我国香港也是如此，对公务人员从筛选、锻炼和考验等各种程序中，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和考核。
（二）境外高薪养廉的附带利益从境外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情况看，实行得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不但通过“高薪”收到不同程度的“养廉”效果，而且也获得一些附带利益。高薪养廉的第一个附带利益就是精英治国。如果说一开始提出并实施高薪养廉制度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廉政建设的话，那么不管有意无意，高薪养廉制度确实带来了公职人员的精英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为国家吸引了大批的精英分子参与国家管理，担任国家公职。这样一来，只要人力资源的市场充分平等竞争，充分自由开放，那么精英分子就会从私营部门往国家公共部门流动。但是国家公职的职位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想进入国家机关的人的需要，机关的设立、人员的编制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和经过法定程序，因此，一方面国家机关总能从大量的竞争者中筛选到最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在国家机关外围争取机会的竞争者会对已经进入国家机关担任公职的人才形成一种竞争压力，如果他们不继续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为可以松懈下来不思进取，就有可能会失去目前的待遇优厚的工作。而当代西方行政改革中出现了一些管理方式的重要变化，引进了一些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来进行公职人员的管理，例如美国的高级文官制度，并不存在终身制。而香港的廉政公署的职员均是严格挑选的精英，采取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录用的形式，对职员的要求很严，已录用人员若不称职，廉政专员有权将其惩戒或开除。而且，廉署对其人员有“解雇免释权”，即解雇员工时可以免去解释，避免了工会干涉等诸多麻烦。目前廉署职员人数稳定在1200名左右，大部分以合约形式受聘，合约届满时，可在双方同意下再续约。[78]这些措施都保证了外部存在大量渴望得到优厚职位的竞争对手而带来的压力的有效性，这些竞争对手是潜在的，而且是不特定的，因此公职人员除了勤勤恳恳工作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外，别无他法。第三，由于公职人员的人员编制数有着严格的限定，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总是惟一的，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也是惟一的，并不象私营部门一样可以随便开业和停业，所以并不会出现象有人担心的那样，由于精英人员受高薪的诱惑而源源不断地从私营部门流向公务机关而导致私营部门的“失血”现象，影响企业的发展。事实上，在高薪养廉与其它配套措施实行得好的国家，不但没有出现私营部门“失血”而失去活力，相反，在精英治国的促进下，私营企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一个政府是不是强政府，并不取决于政府的外在形式，而归根结底取决于政府的内在质量。一个政府即使拥有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倘若没有政府质量做保证，也不能成为强政府。所以政治学上的强政府是指高质量的政府，而精英治国就做到了这一点。新加坡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们自觉地利用高薪养廉制度，来“网罗最能干和最坚强的人来领导新加坡”。[79]如果没有精英们来执掌政府，就不会有新加坡的现代化。精英治国的益处可以用几个方面的高质量来描述：政府的高度理性；决策的高度科学；效率和创新能力高；政府自律。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劳动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是有质量上的差别的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在精英治国的前提下，劳动效率是会提高的。这就带来了高薪养廉的第二个附带利益：效率提高和成本减少。由于有精英们的高效管理，就能够以较少的人数来管理较多的国家事务，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高薪养廉既以精简的机构为条件，而它本身又包含着能使机构得到精简的潜在因素，而随着机构的精简，不但效率得到了提高，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让国家本身和使国家权力的相对人双方面的机会成本都得以减少，节约了社会资源，而且这种效率的提高所创造的效益是可以抵销为养廉而支出的高薪的。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向优秀的精英人才支付高薪也是符合他们所付出的高质量的劳动的价值的。因此，只要把高薪养廉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加以稳定地实施，就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人才流动，来自动地优化国家公职人员的结构，这种附带利益最终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而使高薪对财政的压力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