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记忆当前正受到迅速变迁的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市场经济不仅打破了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建构了一统的货币世界，而且让村民有了流出村庄赚取货币的大量机会。现代传媒不仅带来了外面丰富的生活世界而且带来了外来价值观念。村庄生活的价值和村庄生活本身都受到现代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逆转，村庄为村民提供的资源比重越来越小，作为社区记忆人格化体现者的老人日渐边缘化。社区记忆因此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
社区记忆的断裂不仅造成了传统社会关联链条的断裂，而且使过去建立在传统社会关联基础上的社会一致行动不再可能。这种情况下，不仅大规模的宗族械斗不再有发生的理由，而且社会舆论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在以前依赖于传统社会关联来建立起村庄秩序的地方，若没有及时获得其它方面的力量，就会导致严重社会失序。
虽然涂尔干说：“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远行，……，他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间转移开来。他所关注的生活中心已经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趣，这些人在他的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9]但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有些特殊。除中国特殊现代化路径与条件要求建构村庄以外，在有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村民不是离开村庄进入城市来完成社会分工的，他们在村庄内实现了就业的多元化，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规模巨大的乡镇企业。在其它地方，虽然有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经商，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并未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在外务工经商赚了钱，首先是回到村庄建一栋漂亮的小楼。这就不仅构造了村庄舆论的能力，也构造了村庄社区记忆本身。深刻的社区记忆令村民面向村庄而生活，即使外出的村民，也以在村庄中可以获得的面子与位置作为生存价值之源。 地方传统本身对社区记忆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以宗族为例，读过王铭铭田野调查报告的人一定会对闽南农村强烈的宗族组织和宗教仪式印象深刻[10]。从有关报道和我们的调查看，江西、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浙江的宗族活动诸如修族谱、建宗祠屡见不鲜，宗族意识更为普遍。宗族的复兴不仅仅意味着社区历史记忆的恢复，而且在农民价值实现上，在重塑乡村秩序上，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因为宗族本身的复兴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提醒我们不应将社区记忆简单地与市场化程度和村民流动状况化约，两者之间至少有些时差。中国现代化“以区位换取时间战略”能否实现，可能就正在这些时差。这些时差还为传统本身作为治理资源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可能。 3、经济社会分化
当前村庄社会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是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济的分化。其结果，原本经济上平等的村民中间，产生了一些经济大户，他们比一般村民占有更多资源，他们有时会利用这些资源来谋求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联，建立在这种社会关联基础上的一致行动，有时也会充满力量。例如，村庄内部的私营企业主会利用自己在村庄内的雇工关系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考虑到在均质农村社会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高大威猛的有雇工的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的雇工又可以通过种种联系来延展他在村庄中的声望，这种声望就具有不可忽视的号召力。在雇佣关系以外，占据优势经济资源者可以通过借贷、介绍外出务工机会、提供商业信息和专业技术服务，来建立不同于传统社会关联的现代型社会关联。有时候，仅仅是占据优势经济资源本身，就可以为他们获得声望与影响力。村庄经济能人还可以通过村干部来发挥他们对村庄事物的影响力。在经济社会分化越是严重的地区，声望与影响力的分配就会越不均衡，少数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就会越发具有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并由此建立起影响绵延、威力强大的社会关联链条。经济社会分化通过社会影响力的分层，为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村庄经济能人的生活面向与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农村总体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村庄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很可能面向外面的世界，在村庄以外重塑自己的生存价值，这时候，本来具有在村庄内部建立起强社会关联能力的经济能人们懒得理会村庄世界的生活，也不会关心村庄秩序的状况。而当那些村庄精英不能在村庄以外建立起自己的生存价值时，他可能是在村庄以外的世界里获得自己的经济资源，但他要在重建村庄秩序中获得自己的社会声望。他念念不忘在村庄内部的得失，他因此愿意利用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来重建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链条，以经济社会分化为主导的现代型社会关联因此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