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978年以前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许多家庭妇女也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城市失业青年转移到边疆和农村），如前所述，却没有创造出应有的效益。究其原因，一是我们没有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廉的优势，当然其中也有外国敌视和封锁我们的原因。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生产要素的配置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不仅劳动者个人没有择业和流动的自由，甚至农村公社、企业也没有自主转产和决定工资的自由，由于劳动者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农村社员吃公社的“大锅饭”、城市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生产效率自然就受到影响。三是高度集中的决策系统和责、权、利分离的决策机制，使得重大经济决策的科学程度大大降低，大量的人力投入被浪费，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
五、1978年以来的人力资源配置体制的转变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就人力资源配置来说，政策和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是渐进的）。概括地说，就是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行政性计划配置和对个人择业和流动的严格限制，转变为市场配置为主，个人在择业和流动方面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
这种转变首先从农村开始的，80年代上半期针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产权和人身自由的深刻革命：一是对于过去限制最死人数最多的农民，先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了在农业生产内部的严格控制，取消了集体生产和分配农民，使农民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和收益的自由；二是随后放开了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自由；使得许多农民可以转移到收益高的产业，同时松动了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分隔壁垒。
如果说农村改革是一个打破束缚的解放过程，那么对于旧体制下处于相对优越地位的劳动力素质较高、精英集中的城市人力资源，其配置变化，则是一个比较利益诱导的变迁过程。80年代上半期迅猛发展的个体经济，其主体是城市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的人口（享受就体制优惠也最少），但是其利用“短缺”创造的就业和收入，无论是对政府、劳动力素质低的人口、还是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就业人员，都是一种示范：自由就业和摆脱国家控制（同时也失去国家的保护）比单纯依靠政府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收入。1987-1988年和1992-1993年的两次“下海经商”浪潮，标志着城市高素质的劳动力开始大规模的自由流动，而90年代下半期以后进行的就业制度深刻改革，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实行合同制、放宽对外资企业从业人员的限制、实行公务员制度，取消实行了40多年的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都使得城市人力资源的配置越来越自由化、市场化。
与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化、自由化进程相一致，是我国经济获得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如果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看，这个伟大成就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丰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而这种充分利用，又是在政府逐渐放弃对人力资源实行计划配置，改由市场调节的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主要表现在：（1）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产出大幅度增加，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使农村生产要素可以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2）国家对农民的“放权”改革，使得长期寓于农业的大量富裕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这部分人力资源（2亿以上）创造出的财富，是这20多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3）城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的城市劳动力就业和流动受严格限制的格局被打破，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经济特区等，与改革后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为劳动力的择业和流动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使得“人尽其才”、“按劳取酬”这些多年来所追求的理想成为现实，这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刺激了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4）中国虽然从总体上看，受教育水平较低，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精英教育”政策和城乡分隔政策，不仅中国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不低，而且农村也存在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因此从数量上看，中国不仅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一个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加上中国劳动力价格比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低很多，因此就为大量吸引外资和利用国际市场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而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