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
再从人力资源配置来看，1949年，占全国劳动力91·5%的人数属于农业个体劳动者，1952年则降至88%；在城镇就业人员中，个体劳动者也占有很大的比重，1949年为724万人，占城镇从业人数的47·2%；1952年为883万人，占城镇从业人数的35·5%。在上述就业人员中，实际上还有许多属于“隐形”的富裕的劳动力，即过剩的人力资源。据1952年8月召开的全劳动国就业会议的统计，由于人多地少，尽管农业落后，以人力、畜力为主，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失业无业人数大幅度降低，1952年约为135万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贩），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却人数众多、有增无减。1952年全国共有农业剩余劳动力4039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6·8%。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数量大，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即使地多人少的东北、西北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少，东北地区富裕123万人，占本区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1·1%；西北地区富裕90万人，占本区农业劳动力总数的7·2%。但会议估计实际的剩余还远大于这个数字（据西南区的估计，农村全劳力在土改后超过需要量的40—50%，照这个比例，仅四川一省就富裕出1000万人，而上述统计西南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仅1115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4%）。农村劳动力不仅过剩，而且素质也不高，在50年代中期，在农村青壮年中，约有80%的人是文盲。[8]
在城市，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口成为政府很大的压力。1950年，仅登记的失业工人即达166·4万人，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此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知识分子。对于处于贫困线上并且没有社会保障的广大城市居民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挨饿，1950年春，在一些大城市里，因就业无望、生活无着而自杀的事时有所闻。到1952年，在全国城市登记要求就业的人数仍然有162·2万人。国家统计局推算的1952年城市待业率为13·2%，而根据日本学者南进亮的推算，1952年的城市失业率则高达17·32%。[9] 实际上，在城市的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以小商、小贩的形式聚集在第三产业中，处于利润微薄、过度竞争状态。即使如此，由于城乡之间劳动者收入的差距和城市现代生活的吸引力，仍然有大量农民被吸引到城市寻找职业，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就业压力（据当时一些典型调查，建国初期城市工人平均收入是农民平均收入的3倍左右，《中国统计年鉴（1983）》则说1952年非农业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为农民的2·4倍）。据1951年春统计，仅东北的沈阳、鞍山两市，即有进城找工作的农民两万余人。由于这些农民一般年轻，能吃苦、福利和工资待遇要求不高，需要简单体力劳动的单位一般比较愿意雇佣农民工。
三、发展战略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上述人力资源利用政策和制度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并一直实施到1978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密不可分的。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偏重沿海和外向的局面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状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并以此来实现农业的改造，到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个以高速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除了苏联的榜样作用，以及当时国际环境所导致的国家安全考虑外，主要是受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影响。建国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当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5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排居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排居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国民收入排则位次很落后。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发电量448千瓦/小时；而同期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发电量13千瓦/小时。[12] 我国不仅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业尤其落后，而这是当时战争中最致命的经济弱点。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3] 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