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会超过5%。据1952年的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济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3] ，在2470700名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4·4万人，占13·9%，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133684人，仅占5·4%。在这247万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4]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周恩来总理在1952年7月就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5] 1955年，在城镇职工中，文盲的比例在50%以上，有的产业，如煤矿、建筑业，在60%-70%以上。[6] 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员只占8·4%。[7]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
再从人力资源配置来看，1949年，占全国劳动力91·5%的人数属于农业个体劳动者，1952年则降至88%；在城镇就业人员中，个体劳动者也占有很大的比重，1949年为724万人，占城镇从业人数的47·2%；1952年为883万人，占城镇从业人数的35·5%。在上述就业人员中，实际上还有许多属于“隐形”的富裕的劳动力，即过剩的人力资源。据1952年8月召开的全劳动国就业会议的统计，由于人多地少，尽管农业落后，以人力、畜力为主，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失业无业人数大幅度降低，1952年约为135万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贩），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却人数众多、有增无减。1952年全国共有农业剩余劳动力4039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6·8%。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数量大，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即使地多人少的东北、西北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少，东北地区富裕123万人，占本区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1·1%；西北地区富裕90万人，占本区农业劳动力总数的7·2%。但会议估计实际的剩余还远大于这个数字（据西南区的估计，农村全劳力在土改后超过需要量的40—50%，照这个比例，仅四川一省就富裕出1000万人，而上述统计西南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仅1115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4%）。农村劳动力不仅过剩，而且素质也不高，在50年代中期，在农村青壮年中，约有80%的人是文盲。[8]
在城市，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口成为政府很大的压力。1950年，仅登记的失业工人即达166·4万人，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此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知识分子。对于处于贫困线上并且没有社会保障的广大城市居民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挨饿，1950年春，在一些大城市里，因就业无望、生活无着而自杀的事时有所闻。到1952年，在全国城市登记要求就业的人数仍然有162·2万人。国家统计局推算的1952年城市待业率为13·2%，而根据日本学者南进亮的推算，1952年的城市失业率则高达17·32%。[9] 实际上，在城市的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以小商、小贩的形式聚集在第三产业中，处于利润微薄、过度竞争状态。即使如此，由于城乡之间劳动者收入的差距和城市现代生活的吸引力，仍然有大量农民被吸引到城市寻找职业，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就业压力（据当时一些典型调查，建国初期城市工人平均收入是农民平均收入的3倍左右，《中国统计年鉴（1983）》则说1952年非农业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为农民的2·4倍）。据1951年春统计，仅东北的沈阳、鞍山两市，即有进城找工作的农民两万余人。由于这些农民一般年轻，能吃苦、福利和工资待遇要求不高，需要简单体力劳动的单位一般比较愿意雇佣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