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冯兰瑞等：《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
4、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5、 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 王询：《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7、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
8、 刘中一、邓鸿勋主编：《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结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9、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0、 张培刚主编：《发展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1、 顾建平、刘葆金：《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动和就业增长》，《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12期。
12、 南进亮、薛进军：《1949—1999年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推算》，《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4、 张忠法、崔传义：《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特点和经验》（来自网上）
Distribution and Efficiency of Chinese Human Resources before and after 1978
【提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力资源配置政策及制度变化前因后果的分析，说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有效开发利用，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历史证明，劳动者本身择业的自由程度和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力度，是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成正比关系的。中国还有很大比重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如果这方面做的好，至少还会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年。因此，扩大劳动者自主权、保障其应有权益、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应该成为党和政府制订政策和选择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主题词】 人力资源 就业结构 发展战略
人力作为三大生产要素之一，其能否合理配置和不断优化，是决定经济发展快慢的重要因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1949-1957年，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渡阶段；1958-1978为典型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78年“三中全会”至今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并基本完成阶段。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由初期到中期的推进过程。在上述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两个变化过程中，若从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角度看，应该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劳动力资源尽快从传统的、低效的农业转移到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二是如何充分发挥各个产业中的劳动者（包括经营管理者）个人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应该说，世界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的过程，是伴随着市场化的，即工业化是与市场经济发育和成熟过程相一致的。因此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择业自由度和权益的提高），也是一个平缓的市场调节、工会斗争和政府干预的渐进过程。对于这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这里仅对中国这50多年来独特的历程作一些探讨，以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建国初期的人力资源和就业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的人力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但又是畸形的，即一方面低素质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大大超过需求，存在着严重的过剩；另一方面高素质的、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又非常短缺，甚至不得不引进苏联专家。另外，劳动资源的配置也是相当落后的，绝大部分集中在落后的农村。
据统计，1949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人口54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10·64%，乡村人口占89·36%；从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8·5%，乡村从业人员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中学生55人，小学生889人。[1] 即使这样低的比例，1952年大学虽然计划招收7·5万名学生，还是面临着招生不满的忧虑（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政务院不得不下达指示，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要求努力争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学，至少保证95%以上。即使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整编中抽调2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升学差额。[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