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在传统中国中，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不是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主义，这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14）较近，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惟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无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长期统治中国。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也就是说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因此，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对儒家文化而发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这种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性。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应对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了文化主义而转向了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侵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
西方国家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论述，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条件。
这种转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也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当时中国国家建立与发展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即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时，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民族。就是说，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15）
中国对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这个概念一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精英，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设计和方略，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