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借出国访问讲学之便,曾引回过几种流散国外的孤本方志,其事实不足道,却蒙诸葛计先生的厚爱,在其所撰《稀见著录地方志概况———关于合力编纂〈中国稀见著录方志提要〉的建议》一文中对我作了称赞。他说:‘八十年代最先从国外引回志书,而且引回志书种数最多的,则是杭州大学的著名地理学专家,方志专家陈桥驿教授。’他又说:‘曾记得,1983年,当陈桥驿先生从美国引回孤本志书———乾隆本《越中杂识》在国内排印出版时,我国负责古籍整理领导工作的李一氓先生,曾以十分兴奋喜悦的心情说,这对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贡献。’诸葛计先生并其所引李一氓先生对我的表扬,我实在受之有愧。因为国外图书馆对公众完全开放,即使是珍稀版本,除正常的复制费外,也无额外索取。所以我的几次引回,都是不费周折的事。”
但这种“不费周折的事”,眼下在国内却不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浙江省常山县之托,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已改名宫内厅图书馆)引回康熙《常山县志》刊本。宫内省图书寮是属于皇宫内的特殊藏书机关,起初估计有些困难,但结果顺利引回。遵常山县之嘱,在他们新修的《常山县志》写了一篇《从日本引回康熙〈常山县志〉纪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述及:
“国外图书馆的书刊复制,效率之高,收费之廉,甚至像宫内省图书寮这种性质特殊的图书馆和康熙《常山县志》这样的世上孤本,也同样如此。而如今在我们国内图书馆复制书刊,却常常困难横生。不必说世上孤本,只要版本稍属珍稀,其‘有偿服务’的‘偿’就会使人望书兴叹。对比之下,实在使人感慨不已。”
在另一篇《北美散记》中,我也写了一点有关这方面的对比和感慨:
“说起国外图书馆,有一点值得我们惭愧。我们这边,许多图书馆,取出一本书来就要钱,不管你看不看。稍稍珍稀一点的版本,要价就更吓人。我的一位研究生曾经抱怨说,假使当年英国图书馆也是这样,马克思这个穷汉恐怕也写不出《资本论》来。在国外,凡是我到过的地方,在馆内看书没有要钱的,不管你看的是什么版本。要复制,也不管是什么版本,按规定的同样价格收费”。
在绍兴地方文献的搜集中,也存在这样的例子。绍兴文理学院邹志方教授研究地方诗歌,成就甚著,已经先后出版了《历代名人咏柯岩》、《历代名人咏陆游》等著作。为了扩展和加深绍兴地方诗歌的研究,这些年来邹先生确实全力以赴,从事搜集工作。他在拙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中查到某图书馆藏有《山阴道上集》钞本三十四册,是该馆收藏的善本。全书收有绍兴府属八邑诗人达八百人之谱,其中当然有许多乡土诗。此书我曾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在该馆披读,邹先生为此与我信札往返,希望复制此书,我也十分盼望此书能物归乡土。与收藏者联系以后,他们开出的复制天价,邹先生实在无力承担,令人扼腕系之。
傅振照先生在其《史纲》的著述中,引及地方文献甚多,搜集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地方文献研讨会”中关于搜集的这个“子题”是值得共同商榷的一件大事和难事。这是地方文献研究中的一块绊脚石,是清贫的知识分子的一道很难逾越的路障。我不厌其烦地对此加以申述,也正因为此。
其次是地方文献的整理问题。地方文献如上述种类繁多,收藏零散,所以在搜集过程中,整理工作也要同时跟上。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学者利用地方文献研究一个专题,例如傅先生的《史纲》以地方史为研究对象,其所搜集,主要的是地方史料。按此书内容分越国及秦至清代两篇,其中越国篇包括传说、考古和文献几种来源,资料芜杂,来源各异,在整理过程中必须进行审慎的鉴核和细致的排比。秦至清代篇的资料主要来自各种文献,由于文献的来源和性质都有差异,也有很大的整理工作量。现在从《史纲》的内容充实和体例严谨等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作者在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中,也有另外一些学者,专门以一个地方的散佚文献为整理对象,如张澍的《二酉堂集》和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均是其例。鲁迅在《杂集》序中说:“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所以张澍和鲁迅的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其实是一种辑佚工作。往年我为傅振照、王志邦、王致涌三位先生辑注的《会稽方志集成》(团结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书作序,我说:“辑佚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它涉及许多学术领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像《二酉堂集》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既是地方文献的辑本,也是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的杰出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