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年是以两件事为标志的：一是义和团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货卖人肉”，有几十万人活活饿死。两者既是19世纪中国的总结，又是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隐喻。而这些都与有没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关。
愚昧怎样成为灾难
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在义和团席卷华北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枪不入”，屎尿等秽物可以破解和抵挡洋人的枪炮？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残杀“洋鬼子”、“二毛子”，拆毁铁路、电线、学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国际法传入近60年后，北京又为什么会出现军民联手攻打使馆的事件？在一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纪，无疑是令中国人蒙羞的国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消灭帝修反”， 火烧英国代办处，使难以数计的知识阶层备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亵渎文明，无以复加。中国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狂呼“中国可以说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痴，让炒作者名利双收？！
窃以为这类现象所以在20世纪中国不绝如缕，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现代公民独立自主的自觉还没有成为多数国民的习惯。他们相信“大师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从，而没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观察一切的自信。
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个饱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复汉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却又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现状缺乏基本的认识。于是，神仙和超人指点的各种捷径和发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间掀动全国，趋之若骛。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与鸦片战争年代不同，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有一大批朝野人士对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可是，他们无法左右局势。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1]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2]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翻检20世纪中国史，义和团以降的各次大灾大难，几乎无一不与这个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条能通过吗？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全国公民可以在这样的制度下正常活动，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的历史肯定会重写；后来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恐怕也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