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一类功能，我曾在三年多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将它们概括为启示、"定焦"、梳理、总结和升华功能，连同对于被认识到的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有力推广功能。（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所谓启示和"定焦"，首先在于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论逻辑必定存在的重要方面。它们的存在所以往往需要理论的提示和凸显，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多半集中关注具体的局部事态、从而不免视野较窄的历史考察者忽视，后者往往因此完全缺乏对于这些重要方面的起码意识。也就是说，用理论来对照，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阐释和理解是否足够周全。理论的启示和"定焦"功能还在于，它们可以提醒历史考察者去洞察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而且使他们在这么做时一般便利得多。没有这种提醒和帮助，历史考察往往就将是过于经验式的和纯然"朴素"的，就很不容易、甚至极少可能拨开所有较大规模历史现象系统必有的高度繁杂的表象来洞察内在关键，而这样的"朴素"考察者当中那些具有较精细的智识本能和较多智慧的，则难免会由于大千世界的流动不息和自相矛盾而困惑。反过来看，例如，国际体系理论的启示和"定焦"曾帮助历史学家抓住近四个世纪里现代国际政治的若干基本要素，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NEW YORK, 1995, PART I.）理论的甚至更重大的启示作用还在于，它们有时可以提示人们从一整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这里的道理同其他学问领域的一样：视角的创新一般是最大的创新，提供了近乎全系统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的很大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启示作用就是这方面特别重大的典范。
理论的梳理功能在于，理论本身出自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反过来又通过其概念、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每个有过在现代中高等教育体系中就学或教学经历的人都会懂得，这甚至对任何系统的知识记忆来说都是必要或近乎必要的。至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功能，则在于使历史考察能够或便于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出深层的机理，或者说"读出"其内在秘密。由此，历史的本质涵义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最后，理论还有其推广功能：理论性的模式、概念甚而术语大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它们得以广泛传播和经久延续，从而产生重大的实践影响，虽然理论在此过程中往往会"牺牲"掉它原有的一部分（甚而大部分）精细、灵活和非教条性质。因为，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化和凝固作用，那么许多史家（特别是现当代的史家）单纯通过"专业性"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百姓、而且国务家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休谟《论均势》一文（DAVID HUM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 N.J., 1986）而得到非常广泛信奉的"均势"概念和模式，也许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又如，修昔底德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述中，非常明确地用利益、恐惧和名誉来理论性地概括国家间争斗的根本缘由，这经17世纪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强调和演绎，（见《利维坦》第13章。霍布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位英译者）几百年来不知影响或塑造了多少国务家、政论家的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思想！三
谈过了理论对历史研究和理解的一般功能，就可以方便得多地展示大战略理论对战略史考察的作用，因为现在仅靠个案的例解就基本上足够了。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在大战略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有其重要地位，而他在这方面的首要贡献是他1976年发表的名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1世纪至3世纪》。（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BALTIMORE, 1976. 他的另一部大战略理论名著为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1987. 关于大战略理论缘起和发展的一番简说，见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二节）他不是一位专业的罗马史学者，《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可谓他"半路出家"、为写作该书而"恶补"罗马帝国史的结果。因此并不奇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罗马军事史家之一更可以对他的某些基本论断提出严重异议。然而，即使是这位权威的专业学者，也称赞该书是"被恰当地称作本世纪由一位并非罗马史专家的人撰写的罗马史最佳书籍"（ARTHUR FERRELL,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PAUL KENNEDY ED.,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WAR AND PEACE，NEW HAVEN, 1991.）。激励和主导勒特韦克写作这部重要的大战略史（并且是迄今惟一著名的罗马帝国大战略史书）的，是他在写作之前肯定已有、而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发展和优化的系统的大战略理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