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具有一般小国无可比拟的大国效应。由于我们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加之我们国度大、地域宽、部门多，这就使得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内循环方面回旋余地大，可调整性和互补性强，对外部依赖相对较小。另外，我国拥有12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2％，这是人力资源雄厚之所在。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而成本廉价便是中国的独特优势。
第三，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具有借鉴先行国家经验的有利条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先行国家往往都饱经磨难，备受探索之辛劳，而后起国家则由于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而可能少走弯路，避免前车之覆，获得较快的发展。众所周知，英、法、德等国由于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们实现现代化大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 而后来者的日本，继英、法、德、美等之后仅用了100多年时间， 继日本之后的韩国，实现经济腾飞却仅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越是后起者，步伐越快，实现现代化的路程越短？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可以直接采用已完成现代化国家的现有的各种成果，取其捷径，其中包括直接引进适宜的技术，工艺、管理经验、企业组织制度，等等。这些仅是就一般国家而言，而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来说，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就更具有积极主动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探索、锐意改革的党，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就为“走自己的路”而多方进行探索和改革。80年代以来，邓小平更加倡导改革开放与“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就为我们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和政策保证。
第四，中国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好环境下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的，这对于我们实现战略上的赶追目标也是很有利的。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以及迟迟不能发展工业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动荡破坏了发展的良好环境，资源与人力的损失与浪费更是惊人，再加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巨额战争赔款，又使中国无法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新中国建立以后，国际上的战争威胁长期存在，加之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十年动乱”，以至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被一误再误。而今我们赢得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大好时机，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对于我们实现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极为有利的。
二、中国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之“不足”
当然，承认优长并不等于否认不足。优长与不足同在，这正是中国跨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看到优长我们可以坚定信心，而看到不足，则应该激发我们的紧迫感。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跨世纪战略目标绝非易事，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是很艰巨的。这种艰巨性主要来自我们发展条件方面的差距。
第一，我们是在物质技术基础低下的条件下起步的。目前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基础比我们优越得多，它们的方向是朝着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化，高新技术产业主导普遍化的态势发展，并且前二者基本解决，而我们则是在前二者才局部解决，后者相距尚远的条件下去发展的。不仅如此，据调查，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设备中，属于70年代水平的仅占20％，陈旧仍可使用的占20～25％，应淘汰的占到55～6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12.7％；企业设备中， 自动化作业的只有2.6％，机械化的为24.85％，半机械化和手工作业的分别为33.7 ％和28.85％（注：《中国技术经济科学》1995年第3期，第7页。）。 在这种比较劣势的情况下，去实现我们的跨世纪目标，其艰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我们是在劳动生产率落后的起点上赶追的。据有关研究显示，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额达到36800亿美元（注：世界银行1985年度《经济发展报告》。）。 1960年日本的GNP还与中国相当，可是1980年却变为中国的4倍，1985年是中国的5倍，1990达到8倍；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名不见经传，80年代出口额却为中国的3～4倍。我们何以被甩得这么远？有人通过对1953～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化所做的测算发现，“在这38年中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78％，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5.07％，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9.47％，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5.46％。 如果按改革开放前后划分，则改革开放前（1953～1978）年生产率的贡献为负数，而改革开放后（1979～1990年）则上升为30.3％。”（注：李京文：《科技富国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9、462 、466页。）目前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才“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左右”。再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美国60～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财富增长的71％来自科技进步。相同时期，日本科技进步因素占国民财富增长的65％。而中国在80年代前的30年间，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仅达25％左右（注：李京文：《科技富国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9、462、466页。）。9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贡献率已80％，而我们才达到30％左右。正是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差距才越拉越大。如果我们不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难以达到跨世纪的目标，而且还会加大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