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国有商业银行淡化行政级别的改革，重视职业人的价值开始，意味着商业银行对于企业本性的回归和真正企业文化的萌发，这是在“改革悖论”中商业银行自身以改革来支持改革最有力量的方面，它淡化了改革的利益对立，给予了改革扩展的较大空间。商业银行中的“职业人”是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它与“改革者”或“被改革者”并无直接的通约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职业人代表着“出资人”，他就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如果某个职业人不代表“出资人”，他就不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或许会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中但也或许不会。对于绝大多数职业人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是针对这个职业场所的吸引力来的，而不是针对职业人来的。事实上，职业人的职业生涯更多地取决于本职业的市场供求情况，而不是取决于某个职业场所的内部改革与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成了吸引真正高素质职业人的行动，并大大地催促了银行职业人的成长，企业性质的职业人数量在增加，如信贷经理、客户经理、财务高级管理者、银行工程师等，已经在银行的员工数量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正是吸引和培养职业人的变革，使得改革过程中职业人的利益预期向好，他们自动自觉地加入到了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企业中的职业人主体强大起来，相应地，职业人所期望的“职业场所”或“职业家园”的文化开始萌发。但不无遗憾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职业人数，尤其是高素质的职业人数仍然较少，内部改革对立性的力量还是较为明显，企业的本性还没有浓烈到理想程度。
经验表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者”的地位是清晰的，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实际上是国家、银行自身、员工个人利益的多元代表者，他们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阵营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圆融着各方的利益，尽量地缩小着“被改革者”的阵营或“被改革”的力量，并积极地通过对职业人的吸引和培养，创造出对于改革的最大支持力量，艰难地演化着改革的进程，冲击旧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我认为，这种改革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的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由此生成的“改革悖论”也就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注释：
⑴参见：范黎波、李自杰，《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第一版
⑵赵海宽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主题文章》，《现代商业银行》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⑶陈彩虹，《破解“变异”的国企改革》，《中国改革》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⑷徐德清，《趣味逻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版
⑸参见：（美）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第一版
⑹参见：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第一版
⑺参见：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奕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第一版
⑻陈彩虹，《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职业价值及提升和创新》，载李守荣、杜华主编：《２１世纪银行家论坛》，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一版
⑼（美）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一版
⑽（美）奥利弗．Ｅ．威廉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一版
⑾谢平，《谢平语出惊人：四大银行竞争只为讨好“父亲”》，《南方日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