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对西方名著的移译
先师通晓多种外国语，计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早年就 译有海斯和穆恩的《近代世界史》(注：黎明书局1933年出版，与沙牧卑合译。)。50年 代译有《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与黄瑞章合 译。)、苏联学者阿·伊·莫洛克的《世界近代史文献》(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 版。)、60年代译有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卷)(注：商务印 书馆1961、1963年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 学家》(注：此书乃先师在6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记得先生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中文手工 打字机，译完一章，即打印一章。在我读研究生时，先师命我据原文做校对工作。此书 商务印书馆早已向先师组译，因“文革”而中断，直至于1989年才出版。)等。
此外，先师为了配合《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纂、配合历史系课程的学科建设，还有 计划地继续选译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的个案资料，内部刊印成《外国史学史资料》分发 给学生使用；同时，又不时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许多译文，介绍西 方史学，先师还与曹未风等人，集体翻译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注：汤因比《 历史研究》一书，中译本(上、中、下三册)乃据美国学者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翻译而 成，1959年至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册陆续出版，日后又不断再版，坊间流传甚广 。先师参与翻译的是该书的下册，译者除曹未风与先师外，还有周煦良、林同济、王造 时等名家。近有刘北成、郭小凌据1972年单卷英文版合译的中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