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先师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此 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 兴，人气凝聚，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学习苏联，历史学 科也不例外，为了推进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藉以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决心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与汲取苏联 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与经验。于是，他以一个年轻人的劲头发奋地工作着，很快地 成了国内治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权威。在当时大跃进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我们做学生 的也常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这分明是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又忠于党的教育事 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先师在6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纪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时，又经当时高教部的批准，在国内招收了我这个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 的研究生。当我于1964年9月入学跟随先师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学术界，那时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观点已开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研究生们 的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先师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受到了干扰，在我们聚居的10号楼不时 看到扛着铺盖、用网线袋兜着脸盆之类杂物的研究生们上上下下。我们刚读了二个多月 的书，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去了，等到我们参加完一期“社教 运动”返回学校的时候，闻知先生已身患癌症，幸好手术成功，但身体较前却更虚弱了 。
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师硬是以其病弱之躯，从西区天平路住处赶往学校 ，为历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先师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在此期 间，我一面随堂听课，干些助教之类的杂事；一面又在先师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 西方史学名著，并做读书札记。在此期间，根据先师的要求，精读了几部在西方颇具影 响的英文史学史名著：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W.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J.T.
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等(注：在这几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与G.P.Gooch的History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现已译成中文，分别为汤普逊：《历史著 作史》(共4册)、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均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与1 989年出版。)。先师的这些安排，为我今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认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 将他关在研究生住的10号楼底层的“牛棚里”，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后来 ，造反派对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师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此后，先 师身体更加衰弱，诸病间作，但在病中仍坚持为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老年性肺气肿与膀胱癌的复发，终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仍在不倦地学习， 学习……
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7岁。
二
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工作，学术界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所说的“ 南耿”，指的是先师；“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正是由于“南耿北齐” ，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今天的发展铺下了路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功不 可没。“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鸡鸣，而鸡鸣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日出!”(注：耿淡如：《 拿破仑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世界史谈片》，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这是 先师之言，他是在论及拿破仑提倡历史研究的功绩时说的，如借用来评价“南耿北齐” 对西方史学史的倡导，也是合适的。